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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呢？后来，等没人的时候才对我说，下次不要一次拿大多碗，小心一点。少奶是好人。〃五十一年以后的初秋黄昏，松林为戴西送终，为她擦去自己最后从眼里流下来的泪水。
戴西是一家人的核心。要是你用手把她遮去的话，你会发现这张完美的合家欢突然散了架子，靠着她右边的静蛛，从大大眼睛的自信与探究里浮现出惊讶与不安；而靠在她左面的吴毓骧，则有了原来看不见的悲哀的样子，他的脸上有一种火焰将要熄灭时闪烁出来的悲哀。而当你把手指拿开，戴西再现在他们的上方时，这就又是一家让人羡慕的人了。
要是你再用手指把照片上的两个孩子遮去，戴西夫妇之间在气息相通的情形里，少了当年站在石头台阶上的订婚照上的那种欢愉，多了一种共同担当着什么的伙伴的默契，和一种微妙的疏离与抵触，这是稳固而烂熟的夫妇的神情。这应该就是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以后，尘埃落定的夫妇的样子吧。
戴西的生活，在1948年是安稳的，平静的，就像所有建立了十多年的家庭一样，好像往肩后一看，已经能望到几十年以后的日子，也许她的孩子就这样一天天地长大成人，她的丈夫也这样一天天老了，负责了，白头到老，像1948年的贺年卡上写的一样：〃岁月静好〃，日子就这样地过去，一直到谁都要遇到的生老病死，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要是这样，戴西就会像一个没有打开的核桃，谁也不知道在淡褐色的硬壳里，她有一颗怎样的心，蕴藏着怎样的精神。
我是在四十年以后，才第一次看到戴西的相片的。那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他是个建筑摄影师。我看到两张并排放在一起的幻灯片，一张戴西的订婚照，另一张是新近戴西到原来的台阶上去照的相，黑发的女孩子成了白发人，身边的男人已经不见了。那是我第一次含含糊糊地听到她的故事，是一个富家女在红色城市里如何受苦的故事。其实那些落难时的对比和受苦的故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记住了，但没有感动。
后来，又过了几年，我新认识了一个朋友，她从新加坡来，希望我和她一起去看一个老人，她说那是个有意思的老大大，吃了那么多苦，可是六次离开中国，又六次回到中国来。在新加坡时遇到她，听她说，有一晚她做梦，梦到〃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梦醒以后，她想要是〃文化大革命〃真的又来了，自己是不是还能再经历一次。她的结论是，她还能再经历一次。我的朋友大笑地说：〃你说这个老太太好不好玩？她吃了这么多的苦，好像很不在乎啊，这是我们在海外的人不能想象的。〃这一次，我和她一起去看了老太太。很冷的天，她站在小圆桌前，把一架老式的石英管取暖器向我推过来，说：〃你暖一暖，大太冷了，〃这就是老年的戴西，那天她的头发如雪，穿着天蓝色的毛衣，还是很美的一个人。
那天我们说到了她的生活。她说：〃要是没有后来的解放，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我是不会吃什么苦，可是，我也永远不知道我能吃什么苦，我有多大的力量。现在，我可以说，我经历了许多不同的生活，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
解放拿去了她的生活方式，反右拿去了她的丈夫，四清拿去了她正常人的生活，〃文化大革命〃拿去了她的房子和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以及她的家庭，从1966年起，她开始独自生活。
在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想起了第一次听戴西说这话时的情形，想起了上海阴冷的冬天里那没有暖气的房间。这张照片轻轻地、无意识地在戴西的生活上划了一条线。在此以前，她有着像汉堡包一样柔软轻易的人生，那是别人看着平淡、而自己过得舒服的人生。而在此以后，她的生活充满惊涛骇浪，像一粒坚果被狠狠砸开，她的心灵和精神散发出被寻常生活紧紧包裹住无法散发的芬芳，她的人生也从此成为审美的人生，别人看得壮美，但她历练苦难。
〃要不是我留在上海，我有的只是和去了美国的家里人一样，过完一个郭家小姐的生活，那样，我就不会知道，我可以什么也不怕，我能对付所有别人不能想象的事。〃
八十八岁时，冬天一个人独自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的戴西，骄傲的微笑像钻石一样在脸上闪烁。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吸引了我，那就是因为她脸上那不可多见的笑容，在老人的脸上，那生机勃勃的、骄傲而妩媚、顽强而俏皮、清新而甜蜜的笑容，那常常只能在孩子脸上见到的笑容。现在我是这样怀念她的笑容，在我的记忆里，她的脸，像黑夜中池塘里的鱼一样，带着水声跃出了水面，发亮的身体在暗色中划过，我感到它，但看不清它。我真的想要再次见到它们。
八十八岁的垂垂老年，她是这样审美地回望自己的生活故事，好像是在庆幸自己没有平静而乏味地度过漫长的一生。记得在与她相处的最后一年里，有一次她给我看了一本在新西兰出版的图片书，照片上全是老人，她说：〃只有一个人真正老了，才是没有fun 的。什么也做不了啦。〃这就是她唯一一次对自己现状的抱怨，那天，她接着说，〃你看他们脸上的皮肤，那么松，他们的笑都被皱纹埋起来了，不好看。〃
美满有时对漫长人生来说是乏味的吧。但是有谁用自己的手主动打烂美满的生活呢？何况戴西这样随缘的人。现在戴西漫长丰富的一生在她留下来的照片上蜿蜒而过，从理性上说，我觉得要是戴西一生把合家欢的气氛保持到最后，是对她品质的浪费，要是没有以后的五十年，她的品质就是一颗终于没有被强力敲开过的核桃，世界上永远没人知道她有这样芳香的心，也许包括她自己。可要从感情上说，对她要经历的惊涛骇浪，我常常不忍心多问，因为戴西说过，要是自己再说一遍，常常就像又经历了一遍一样。
戴西留给家里人看的回忆录，写到七十年代便戛然而止，她自己说还没有完成，可常常不再有继续写下去的勇气。是不是因为相对平静的七十年代以后，没有多少再激动人心的事情了呢？就像经历了从前奢侈的生活以后，戴西对它们在回忆录里几乎没有描写一样，经历了直落的生活，戴西对劫后余生的寂静，也一笔带过。实际上，是她常常不愿意多说的艰难的生活，使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富家女子。
1951 四十二岁 尚不知魏晋
They often traveled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Kong； and never felt the necessity to leave forever。 At the time they really believed； as all Chinese people； that the Fifties were the Golden Age。
兴华科学仪器行的生意做起来了，戴西开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1951年以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黄金岁月，经过国内内战时的混乱，经过1949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鲜的红旗下舒了一口气。他们在开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就是像吴毓骧这样爱玩了一辈子的人，也在这时豪情万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在香港，他们看到许多在上海过着安稳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个小小的混乱的半岛上无所适从，香港在五十年代初与上海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县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个讲上海话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过的精英阶级，他们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继续自己的生意，但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市场上很快一败涂地。在被当地穿香云纱和木头拖鞋的潮州人操纵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们输了最后一根从上海带来的金条以后，从上海来的时髦小姐们，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厅做了舞女，上海来的骄傲的小开们，也不得不卖掉了刚刚买的美国汽车。而大多数郭家的亲戚们，开始迂徒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
戴西他们夫妇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发生的一切，当时他们还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活。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五十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留在上海的朋友像从前一样，又恢复了周未聚会。那些当年躲日本人后来躲国民党的朋友，都从藏身的地方回来，重拾过去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