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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洞贞德能够让他诗意地栖息，那么这将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但是他面对的只是不停地挖掘和修整。所有的工作——苔鲜装置，迷宫，城郭储藏室，壕沟的挖掘等等，全都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在壕沟的尽头是真正的虚空。由此决定了他的命运，只能是表面上漫无目的的挖掘和修建。
在这里，又一层永久的矛盾突显出来，那就是他自身的矛盾。他的现实的“肉身”和他的“精神家园”的矛盾。卡夫卡承受了一种艰苦的工作，他写作，并且把写作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存在方式。而他的精神家园只是一个无底洞，耗去了他的体力和精力，而一事无成（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他只愿毁去他的手稿）。卡夫卡的命运也就是就如同那只不知名的小虫一样，在地洞里无休止地劳动。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卡夫卡的命运的双重悲剧。其一，是个体与整体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形成的悲剧。其二，是他自身内部造成的悲剧。在这两个悲剧中，就注定卡夫卡笔下的人物的命运的悲剧性。卡夫卡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十分强烈的情感冲突，有的只是冷静的思考。在这种看似十分“理性”之下，层层揭示出来的悲剧就是一种荒诞的效果了。卡夫卡揭示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荒诞，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荒诞精神。
形而上的沉思——读《城堡》
文/曹文轩 来源：左岸文集
1
卡夫卡的《城堡》好读，但不好懂。因为它的含义太多，且又藏得太深。这含义多到竟然没有了含义，深藏到竟然不可追索的地步。可是读书的姿态是既定了的，一律的，不可更改的：一定要从中琢磨出什么来，挖掘出什么来。如果不是一般的消闲式读书。而是研究性质的读书，那更是要不屈不挠地从书中捕捉一些东西的。这有点像钓鱼人的欲望，既然已走到水边，就一定想钓起一些鱼来。如果说读书就是读完为止不需要再说些什么，那么所有的批评家都得丢掉饭碗，世界上也就少了许多思想和学问。倘若局面果真如此，时间一久，恐怕也不得了：读书人少了引导，少了入书的诀窍，就再也不会读书并且也不再想去读书了。这么一来。写书人的饭碗也会丢掉的。
但，《城堡》确实难懂。它肯定不是一部一看就明白，一看就能将它看穿并将其内涵搜索殆尽的那种畅销书。“一流的作家”与“一流的畅销书作家”，“供人思索”与“供人消遣”，从《城堡》这里可以看出，它们真是两对具有天壤之别的概念。看《城堡》，各人会有各人所得，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人，每读一次也会有不同所得。卡夫卡简直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人（有人怀疑他是上帝身边的人），他的作品竟然成了无法穷尽的矿藏。在他去世后的70年间，这些作品竟然年复一年地为我们创造着精神财富。他养活了多少批评家？这些批评家们的出色阐释，又使我们多少次目睹了精神之光耀？
2
《城堡》中的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们感到迷惑和无从掌握：主人公K被城堡聘请为土地测量员，然而谁也不清楚这一聘请的决定究竟是由谁作出的；城堡似乎承认他为土地测量员，然而这里实际上并不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K在等待中终于得到了来自城堡的信，信中对他的测量工作大加赞许，然而困扰中的K实际上根本未进行过什么测量工作；他到底是不是土地测量员，这一点连K本人都表示怀疑；他要进入城堡，却被不可思议的力量拒绝在外；他发现了走向城堡的路，然而他同时发现这条路又拐到了另一边，他永远也不能走近它；……《城堡》几乎全部是由对话组成的（与几乎没有对话的《百年孤独》正相反）。这些对话雄辩滔滔却又含糊其词。它把我们一会儿拉到这里，一会儿又拉到那里，我们在这些对话中来回转动，完全丧失了判断的信心。像整个作品的情节设计一样，这些对话都遵循着“肯定（是）——否定（不是）——肯定（是）”以至往返循环的公式（K与客栈老板关于希伐若的对话，K与弗丽达关于女房东的对话，K与巴纳巴斯关于城堡的对话）。我们在这似乎无休止的反驳中，终于劳累，心中只剩下一个苍老的疑问：到底是还是不是？答案是：或者是或者不是。答案抑或是：好像是、又好像不是。K最终也未能证明自己到底是不是土地测量员。他到底能否进入城堡，也无法判定。人们设想：卡夫卡如果将《城堡》写完了就好了。因为那时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根据卡夫卡现有的思路来推断，这个明确的答案是不可能有的。《城堡》与《诉讼》、《美国》一样没有写完，大概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残缺、未定，这可能更是卡夫卡追求的一种效果。他喜欢这种让人捉摸不定的神秘主义（无怪乎一些批评家从神谕学和宗教的角度来解释他的作品）。
目的地是否存在和到达目的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这是《城堡》的一个基本思考。这座绕飞着乌鸦的城堡，显然是一个象征，而非实存的物质性的一处所在。《城堡》与《诉讼》是对应的。后者的主人公莫名其妙地被定为有罪而遭缉捕。作品的整个结构倾斜于躲藏与逃离。而前者的主人公却是竭力地显示和逼近。K朝思暮想、处心积虑地想到达城堡，为此，他甚至寡廉鲜耻、低三下四、不择手段。他是以极大的耐力和倾其所有心智去求索和进攻的。卡夫卡揭示了人的一个基本心态：憧憬。人总以为有一个目的地。人有生存的勇气和生存的幸福感，正是因为人抱有目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一边用诗的想象去描绘目的地的优美和神圣，一边充满激情地对走向目的地这一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加以歌颂，即便是失败了，也会给予追求本身以高度评价（“过程高于一切”、“于过程之中充分领略到了生命的快感”云云）。现实主义也是冷峻地宣扬目的地和对目的地加以美化的，并悲壮地认为人类一定能够抵达目的地。K的憧憬是执著的。他忍受了一切几乎忍无可忍的境遇。直到精疲力竭，也未放弃憧憬。然而《城堡》同时使我们产生疑问：果真有目的地吗？那个似乎可以看见的城堡，到底是存在还是心灵的幻觉抑或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片映在洞穴里的影子？K本人就产生过疑问。他“看不到那儿有一丝生命的迹象”，“看得越久，就越看不清楚”。假设这个城堡确实存在着，第二个问题便会随之提出：人可以到达目的地吗？《城堡》没有让我们看到这种可能性。它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诗化、英雄主义的崇高，也抛弃了现实主义的悲壮。我们的K陷在一片无可奈何之中。他的体力和心力皆无法使他胜任这一追求，憧憬变成了压抑中的叹息和绝望。我们深切地感到，这个世界是按另一套意念和运作方式在运行的，而人类的意念和运作方式与其一点也不重叠；人类永远找不到通路，目的地只能像K的城堡那样可望而不可及。《城堡》无限，自然不会被区区两点说尽和囊括。
3
卡夫卡对“战争与和平”、“阶级冲突”、“国家利益”、“金钱拜物教”、“爱”这一类通常的伦理的、政治的问题始终兴趣不大。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哲学性的。我们对《城堡》大概很难进行历史主义的批评与研究。
196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卡夫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西方评论家鉴于东方阵营于意识形态的冷战中拒绝卡夫卡的现实而发出呼声：“我向社会主义世界呼吁：将卡夫卡的作品从非自愿的流亡中接回来，发给他一张永久性的签证！”几十年过去之后，今日之世界，大概已再也没有一块领域拒绝卡夫卡了。因为卡夫卡是无法拒绝的。他不是一个政治角色，不是某种制度的信奉者，也非某个阶级的代言人。他已飞越到我们这些聚拢在各种旗帜下而各执一端并争斗不休的凡夫俗子的顶空去了。他向我们诉说的一切，是那些超越了意识形态之差异的话题，是关于“我们”、“世界”、“人类”的共同话题。他不想去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生活问题，更不想去解决一个国度里才有的特殊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信奉何种主义，只要对人生、生存、存在有一定深度的感受，都能进入他的世界，并能在他的世界里找到自己。
他的沉思纯粹是形而上的。
《城堡》是对世界高度浓缩后的一则寓言。
4
在经过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