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遗-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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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在政治纷扰和铁血较量的无尽苦难中，从查理大帝的一手遮天到哈布斯堡的暗无天日，布拉格的城头上频频变换着大王旗，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寿终正寝，捷克斯洛伐克从奥匈帝国碎裂的疆域上独立出来。今日的捷克首都布拉格，混居着各种各样的人群：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普鲁士人、犹太人……他们形形色色交错着的语言，暗喻着布拉格无可言说的凝重苦难。在这样一座城市出生长大并一生与之难分难解的卡夫卡，很早的时候即已体味到一种“存在性不安”。这种“存在性不安”是布拉格乃至整个欧洲动荡不安的历史凝固成的，它渗透在欧洲人人性的土壤中，构成人的先天存在的一部分。背上这样一个纷繁扰攘的地域文化背景，本已是卡夫卡的悲哀，然而更可悲的是，卡夫卡还是一名犹太人，一名讲着德语的犹太人。有人说，如果历史要挑选某个民族代表所有上帝子民去认识人的天命，那么历史多半会挑选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是最先受到上帝宠爱的民族，像其他优秀民族一样，犹太民族为世界文明贡献出了《圣经？旧约全书》。然而由于某种神秘的无可逃脱的命数，犹太民族又成了上帝惩罚最多的民族。从出埃及后的辗转沙漠，到“巴比伦之囚”的奇耻大辱，辛酸的泪水交织着绝望的呼告，犹太民族始终曝露在上帝的淫威下，默默领受着神秘的命数。公元70年，犹太民族终于迎来了末日审判的腥红：风雨飘摇的耶路撒冷在罗马帝国铁蹄的践踏下洗劫一空，然后淹没在全城犹太人的血泊中。从此便开始了犹太人的永世漂泊和流浪。而在流浪中依旧又伴随着恐惧与颤栗，迫害与杀戮，居无定所与排斥歧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顶峰。犹太人似已成为“永劫回归”的象征。生而为犹太人，卡夫卡只能发出辛酸的感慨：“我们犹太人生下来就是老人。”　苦难的民族将民族的苦难积淀成一种原罪心理，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于是我们看到，与卡夫卡大致同一时期的奥地利人里尔克、古斯塔夫？马勒（音乐家）、阿德勒（心理学家）、茨威格等人，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的内心深处都隐含着浓重的罪感。这种浓重的罪感深深压抑和折磨了卡夫卡的一生。在《致密伦娜情书》中，卡夫卡对原罪问题做了如此概括性的表述：“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　而卡夫卡还是一位讲德语的犹太人，这一特殊身份使他成了非鸟非兽，不仅可能受到日耳曼反犹主义、基督教反犹倾向以及捷克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同时在犹太人中间也成了异类。这就加剧了卡夫卡内心的“存在性不安”。也正因为如此，卡夫卡在童年时期一直对犹太教不抱好感。历经沧桑的布拉格（被卡夫卡称为“带爪子的小母亲”）和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的文化幽灵共同构成了卡夫卡精神世界的背景与底色，尤其是后者，不仅加剧了卡夫卡内心的“存在性不安”，还促成了卡夫卡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无家可归”意识。卡夫卡成年后对犹太文化的态度有所转变，在朋友的影响下，他广泛阅读了帕斯卡尔、陀斯妥耶夫斯基、列昂？布卢瓦、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应该说，作为一名犹太人，不论爱与恨，犹太文化始终都是他一切思想和人生态度的出发点。孤独与恐惧　1）。孤独感。卡夫卡的孤独感大致有两点来源：第一，如前所述，身为讲德语的犹太人，卡夫卡是犹太民族中的异类；身为奥地利统治下的犹太人，卡夫卡是没有祖国的异乡人。这种双重排斥内化成卡夫卡的双重孤独感。第二，亲情的缺席。卡夫卡出身在一个商人家庭。其父赫尔曼？卡夫卡是一名中士出身的妇女用品零售和批发经销商。繁忙的商务占据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以致襁褓中的小卡夫卡几乎很少看到父亲的身影，只能不时听到他匆忙的脚步声。母亲尤莉？洛维虽然充满慈爱，却也跟父亲一道卷入商海浮沉。她的干练机智和友善大方使她成为丈夫不可或缺的依赖。在每天的“全日制”工作中，母亲不仅独当一面，还分担丈夫商务上的不满和抱怨；晚饭后照例陪丈夫玩纸牌。母亲在对丈夫的温柔体贴中奉献得太多，而最需要她无微不至关爱的小卡夫卡却常常被冷落一旁，整日与保姆、奶妈、厨子及家庭教师待在一起。这种亲情的缺席对卡夫卡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此外，两位弟弟的过早夭折，也成为卡夫卡幼时挥之不去暗影。后来他在致未婚妻菲莉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知道，小时侯我经常孤独，但那多半是被迫的，很少自己等来的快乐。而现在我投入孤独的怀抱，一如河水流入大海。”在致好友布洛德的信中则写道：“实际上，孤独是我的唯一目的，是对我的巨大诱惑。”这些文字表明，儿时的孤独体验后来衍化成一种对孤独的归依和认同，孤独感成为卡夫卡最重要的存在体验和生存方式之一。　2）。恐惧感。谈到恐惧感，就不能不谈到卡夫卡的父亲。中士出身的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位“强壮、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着某中好爽的气质”同时也自以为是、性格暴躁的父亲。这样一位父亲在生意上不可不谓之是一位成功者，他的旺盛精力和沉着镇定恰恰适合应付繁杂累人的商务。而在家庭教育上，他却是个完全的失败者。也许，他从来没有认真打量过他的儿子——弗兰茨？卡夫卡是怎样一个孩子。他无视儿子天生的“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这些源自其母系洛维家族的遗传），以昔日中士的身份以己度人，用士兵的标准来训练小卡夫卡，希望他像士兵一样坚强和粗犷。当儿子“一本正经地敬礼并行军式地走路时”，或是“喝一喝啤酒”、“唱起并不理解的歌时”，他笑呵呵的鼓励；而当儿子达不到要求时，他便怒不可遏，竭尽辱骂、恐吓、挖苦之能事。在小卡夫卡心中，父亲“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神秘莫测的特性”。在后来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长信（长达35000字）中，卡夫卡以表面温和的嘲讽口吻历数了父亲的野蛮、专制和粗暴：“喋喋不休的指责”、“斥骂、威胁、讥讽、冷笑”、“百般责骂、诽谤、凌辱”、“用威胁来加强斥骂的威力”、“声色俱厉，几番呵斥……从被窝里揣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咆哮、咒骂和发怒”、“大声嚷嚷”、“狂喊着饶着桌子”、“指桑骂槐”……就这样，原本羸弱而敏感的小卡夫卡在父亲的“咆哮”、“狂喊”、“威吓”中形成了一种“本体性”的恐惧感。在他看来，父亲像天神一般强大，像上帝一样威严，以致于常为父亲的粗重嗓音吓得“发抖得厉害”；面对父亲魁梧的身躯，卡夫卡感觉自己是“最瘦的人”。在父亲面前，卡夫卡永远是战战兢兢、不知所措，随时准备彻底垮掉。由对父亲的恐惧扩散开来，便形成了对存在本身的“本体性”恐惧，这是“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情人密伦娜：“我的本质就是：恐惧。”下文将谈到的卡夫卡与菲莉斯的两次订婚，也皆因幽灵般无处不在而又突如其来的恐惧感而宣告失败。恐惧感是卡夫卡人生悲剧的起点，也是卡夫卡人生下半时“向死而在”的策略基点。二．向死而在既然错误地来到这个世界，既然这个世界的恐惧无处不在，而苦难又无可回避，那么，这个世界究竟是否值得一活？当哈姆雷特惊呼：“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的那一刹那，死亡的困扰与诱惑事实上已从整个生存问题的泥沼中浮出水面。而到了卡夫卡的时代，由于对现存制度及人类未来的整体性绝望，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于是积淀成对死的迎合与认同。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语出惊人地说：“任何人只要追求最大的自由，他们就应该自杀。”舍斯托夫则说：“只有面对最大的恐惧，灵魂才决定全力以赴，否则他永远也摆脱不了平庸；死亡的痛苦和难看迫使我们忘掉一切，甚至忘掉我们的‘自明真理’，而跟在现实后面，走向从前满是幽灵的领域去。”于是卡夫卡看到，他最为喜爱的作家之一克莱斯特在34岁时选择了自杀，而他本人也在34岁时被确诊患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并开始咳血。这一切似乎都在怂恿着卡夫卡的绝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