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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了看手表，眼神儿很平静。中午吃了点儿面条，他又踅回房间，伏在写字台上写了五六封信。他从来没有一次写过这么多信。母亲过来招呼他炒菜的时候，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贴邮票。信封填得整整齐齐，每张邮票都端正地贴在同样的位置。这些信无一例外地全部寄达接信人的手中，他用精心选择的文字宣告了自己此生最为重大的决断。
晚餐吃得很活泼。妹夫是个幽默的小伙子。嘴里插着鸡骨头也挡不住他东拉西扯，两位老人听得非常开心，完全被他吸引住了。郭普云话不多，静静地吸吮葡萄酒，偶而穿插一句“鸡烧得还行吧？”或者“鱼是不是淡了？”他喝了八杯，可是谁也没在意。他清理鱼刺时过分细心，脸红扑扑的好像在为什么事情感到窘迫和羞愧。妹夫问到红烧鱼的做法，他平心静气地解释了足有五分钟，父亲看了他一眼。他停顿片刻，又自言自语地补充了一句：“我个人体会，料酒的投放量和投放时间是个关键。”妹夫频频点头，和其他几位交换着眼色。不论怎样掩饰，郭普云给人的印象是心事重重，但是谁也没有能力接近那个巨大的秘密。心事重重毕竟是一种常规的神态。
郭普云提前离席了。他在房问里收拾了一下，背着瘪皱的挎包出现在大家面前，挎包里只有几封信。他依旧平静，甚至有点儿神采奕奕，说他想利用节假日回单位看看朋友，上学半年多一直没回去，朋友们都埋怨他了。
“去几天？”母亲问。
“顶多两天。”
他笑了笑就走了。没有特意注视哪个地方或哪个人，没有特意说几句意味深长的话，目光里也没有任何留恋，和千百次离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一致。他那双穿旧的猪皮鞋踏踏地在楼道里下降，最终消失了。
他由百万庄乘坐102 路无轨电车，八点五分赶到了永定门火车站。西去的郊区列车靠在三站台，旅客稀少，大都是上班的矿工和归家的农村小贩。去三站台要跨过离地八米的钢架天桥，但是它和机车那庞大有力的铁轮都未能引起他的注意。他选中最后一节车厢，在一个三人座椅上躺下来。同一时刻，在另一节车厢里确实有一些相熟的同事，但在以后的回忆中他们否认见到过他，他们甚至否认他坐过这趟车。列车十点抵达下苇店小站，下车的超不过十个人，根本没他的影子。
那些信却是在下苇店发出的。站台短小，最后一节车厢一直甩到车站的信号灯附近。郭普云从那儿跳下路基，沿着泄洪道往北走，在穿过下苇店的街道时，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地塞进了副食店墙上的邮箱。斑驳的绿色铁皮箱挂在那儿不知多少年了，他早就认识它，如今它也成了他周密计划中的一部分。周围的几盏路灯大都破碎了，五月的山风使夜色中的街道更加凄冷，郭普云摸索长方形的窄小的信孔时，想必注意到牛皮纸和铁皮箱磨擦的声音了。他怀着阴森的快感投向西北方的山峦。
路上经过一座吊桥和一条厂用铁路支线，惟一的一条小道把他领到海拔六百米的驹子峰山顶。山下灯火辉煌。右侧山坳里是国营煤矿的居民区，左侧靠近山麓的地方是他效力达十七年之久的兵工企业。无法分辨试验靶场所在的那条狭谷，它被一堵闪着蓝光的山脊挡住了。一列运煤的货车缓慢地穿过盆地，咣咣地钻进了东南方驶往平原的第十三号隧道，把呜呜咽咽的汽笛声带进了山腹。这司空见惯的一切没有增添也没有削弱郭普云的勇气。他在一块背风的石头后面了望、思索、吸烟，把他的生命延续到五月一日午夜。驹子峰北坡下面有一座库容三十万立米的水坝，在最后奔赴那里之前，他遗失了许多人都熟悉的一只气体打火机，还有一个长乐牌空烟盒及十几枚一寸来长的显得过分奢侈的烟蒂。他匆匆地吸过它们，好像急速地不大负责任地完成了一项任务。
五月八日上午，天空晴朗。一位中年农民乘着轮胎筏子在小水库里打鱼，划到离南岸二十来米的地方，他觉得筏子有些不利索，用网杆子捣了捣，突然发觉一蓬头发像一朵黑花似的开上了水面。不等再动，黑花自动翻转，露出了一张大白蘑菇似的胖胖的人脸。好奇心压倒了恐惧，他哆哆嗦嗦地把尸体往陆地方向拨，竹杆子好几次捅进了雪白的腐肉，人已经烂得脱骨了。
郭普云头朝下躺在岸边，人们甚至不屑为他换一个更协调的姿势。他的体积膨胀了不止一倍，所有的衣扣都挣脱了，背心像透明舞服一样裹着圆大的肚子。他的猪皮鞋丢了一只，另一只仍旧紧紧地镶在足肉里，像黑皮一样长在上面了。他的脸让鱼类啄食过，五官已经完全破损。他通体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味儿。他如愿已偿，终于使自己远离了他想远离的一切，没有思想，没有痛苦，甚至没有了人的属性。农民的网笼里有几条停止呼吸的淡水鱼，跟人的尸身相比，它们挺拔浑圆晶莹的身体无疑要漂亮多了。
兵工厂保卫科的人赶来之前，那位农民已经翻遍了郭普云的口袋和肩上勒着的挎包。他动了侧隐之心，用一块塑料布蒙严那张可怕的面孔。每一个新到的人都经不住诱惑，急促地揭一下蒙布，嘴里大抵是几个字：“真味儿！”或者“够吓人的！”
然后跳开，扎成一堆很有见地地交流各自的猜测以及对自杀的看法。他们谁也不掩饰对死人的轻蔑。奇丑奇臭的尸体对同情心产生排斥，并且恫吓了人的注意力。郭普云正处于人生最悲惨的境地，但他周围的同类们似乎更关心事件的戏剧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死尸就像一位哑剧演员。怎么死的？为什么死？与女人有关吗？ 、
保卫科的人在挎包里翻出几块残留的石头，规格均匀，有铁锈痕迹。这是支线铁路上的铺道碴子，郭普云为了有效下沉在登上驹子峰之前就装上了它们。水库边有的是石头，他那样做是为了领略把石头边走边塞进挎包的诗意呢，还是在大惩罚之前安排了一个小惩罚的前奏？背着沉甸甸的石头登山，这种举动充满了自我虐待的味道，在他倒是和谐的。
郭普云回来了，但他迟了一步。早在五月三号，兵工厂、学校、家庭陆续接到了他赴死的诀别信。最初的震惊和慌乱过后，人们对寻找他不抱多大希望，只是耐心等待他何时从何地冒出来罢了。他在驹子峰水库的出现并没有超出大家的想象。
他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竭尽全力地演出了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戏剧。一出从悲剧中派生出来的恶作剧。他丑陋的尸体是他赢得的最大倒彩。
他的信一共六封，或许还有旁人不知的收信人。他在每封信里用不同的措辞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他想证明他的选择是可取的、是无法改变的，他希望人们理解他。但是，他的理由不能使人信服。像所有自杀者的遗书一样，文字上出奇地冷静，表达了一种近乎完美的自欺欺人。除了他自身之外，大概没有人会看不出他所谓理智的荒谬性。
整理遗物时，她的妹妹无意中发现了那本眉批累累的《雪国》。她起初很感兴趣，但是读着读着便厌倦了。她发觉那些尖刻的评论全是死者自我赞美的反语。她终于认定她的哥哥在精神上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
郭普云追悼会于五月十四日在兵工厂举行，停灵的地点是闲置的四号仓库。过去这里堆满了装箱的无后座力炮，军转民之后，空荡荡的水泥梁下便只有尘埃和空气了。
追悼会上没有哀乐。
第二章
郭普云是个美男子，只是体格有些瘦小，他自称身高一米七二，看上去似乎达不到这个高度。他的面孔相当漂亮，五官搭配的好，皮肤白，眼睛很大，眉毛极清秀地弯出两道蓝弧，牙齿也整齐，他三十六岁，最有光彩的年华已经消逝，但他仍旧比同龄人显得年轻许多。这张脸的缺陷是过于文静，多多少少的带点儿女性气质，说话时声调又不太响亮，初次接触便使人感到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
联合大学分校在城市北郊，只有一座像样的楼房，专修班教室在二层。开学比本科生晚，九月七日才正式上课。那天讲的是现代汉语，我迟到了几分钟，推门进去听到女教师正在讲汉语拼音，马上产生了是不是闯进了小学一年级教室的不良感觉。六排桌椅分三路摆开，我灰溜溜地向后走，在最后一行中间捡个空位子坐下了。到处是尘土，又不好意思擦，只好用大腿托着书包直呆呆坐着。我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