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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我身旁站定。
“你觉得怎么样？”
油画题名《黄泉》。单一的黑色把画框填满了，像一块黑帆布，又像新铺的柏油路面的一部分。走近看看，发觉颜料涂得浓淡交叉，似乎很有名堂，但究竟是些什么又说不清。
他摇了摇了头。
“他的本钱是写实，这么干可不行，我见了他得骂他！”
“我觉得……还可以吗。”
“不灵不灵，他不是玩儿这个的。”
他轻松了，大约是因为在朋友天衣无缝的才华上寻到了破绽。那以后他接连为几幅画挑毛病，语言泼辣而俏皮，画家的短处使他愉快。他的样子很开心。多少有点儿刻薄。
“他这么耍小聪明，非毁了不可！”
“这幅画也拿来展览，这是他十年前的水平，他昏了头了……”
“这小子，我早说过他不善于使用红颜色，他非往这陷坑里跳……”
他滔滔不绝似乎要证实什么，并且不断抓到把柄。说得未必不对，问题是他的情绪。我不懂画，但我知道他失态了。那人再怎么不完满，比那个叫皮特或皮姆的癫老外也地道得多吧？舍得给人家叫好，见到朋友的短处倒死扯着不放，这合适么？依他的为人，在朋友面前他也敢讲这些话，但对旁观者似乎应当讲些分寸。我当时不曾想到，那些苛刻的贬低是败阵的人虚张声势的反抗，对方辉煌的胜利早就压倒了他，他只是说说而已，目的无非是想把绝望的压迫稍稍抵消一些。
但艺术家并不给他更多的喘息机会。如果不是看到那幅画，他本可以暂时愉快地离开文化宫的。
这个足有两米宽的画框吊在展厅出口旁边，显然是压阵垫后之作。但是它给我的震动还不如那幅《黄泉》。主体是一枚枚奇大的黄色花朵，空隙里有一张枯瘦的叼着香烟的面孔。烟头引燃了花瓣和头发，人和植物正在燃烧，一些黄花变红而形状却依旧。人脸也不怕烧灼似的，平静，自然，淡漠。写实和变形两种手法奇怪地组合在一起，给人一种生硬的印象。我等着听郭普云的评论，他却茫然不知所措地呆在那儿不动了。又是常见的痛苦表情，好像被匕首扎了肚子，背驼下去，眼神凄凉，令人困惑的同时又令人怜悯。
走出文化宫大殿，他长叹了一声。
“……你看看人家，画素描那阵儿他还不如我呢！”
“人比人得死，还说他干嘛。”
“那些大花搞得真绝……”
“没见过那么匀溜的花儿。”
“那是木工房的刨花，黄松木的刨花儿，我们在那儿干过好几年……到南池子找个地方喝点儿去吧，累得要命，每次看画展都累得要命。”
酒桌上他彻底地赞扬了朋友，同时哀叹自己无能，友人的成功显然没有给他多少欣慰。他不时讲到朋友的轶事，卑微地炫耀他与画家的亲密关系。
“吴炎爱吃辣酱，吃起来满头大汗……我们净逗他。”
我劝他少喝点儿，他答应了，不一会儿却凑到柜台那儿又拎回两升来。他的话琐碎，带着淡淡的忧伤。
“吴炎的爱人不会炒菜，我每次去都自己掌勺，他们两口子服我。”
“你常去吗？”
“过去常见面，现在不了。我知道他应酬多，再说我也不想巴结人家……有几次骑车去看他，走半道就蹬不动了。觉得没意思，见了面怪寒碜，何必呢……我好长时问不去了。他常向单位的同事打听我，他人不错……”。
“你不想跟他谈谈对画展的看法？”
“我算老几，我配说人家吗？我们……不是一个档次了。”
“说实在的，你的水彩画再加几把劲也能拱上去。”
“别挤兑我了。我没什么出息……再怎么弄也不行，全晚啦！”
那天酒喝得并不过量，可出饭馆向北走了没多远，他就扔下自行车守着一棵大树呕起来，怕难堪，自己摇摇晃晃地向旁边一条小胡同里扎，脸朝一个脏乎乎的墙角蹲了半天，起来时脸色淡青，嘴角上挂着食物残渣和一丝苦笑。我以为他又要说：“我这个人老是不顺”。结果他什么也没表示，道过别就软绵绵地把那辆破自行车骑走了。
日后当他屡次谈到死，人们开玩笑地问他怎么个死法儿的时候，他往往故作神秘，我则短暂地想到那辆自行车，设想他会不会骑着它去干点儿什么。
在南池子小巷里干呕时他是那么痛苦，当时说他准备骑着车子去撞公共汽车不会没有人信的。他能有什么合适的目的地呢？回到阴冷的小屋，那一夜一定是悲愁难眠的吧！面对朋友的光辉。他像颗流星一样掉下来了，掉到他自己也闹不清的鬼地方来了。
郭普云曾经提到，他落伍的根源在于选择了水彩画而没有选择油画。这个分析避重就轻，但至少在表面上说明了偶然性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他们那一批学生有六个人分到了修建队，分到木工班的是他和吴炎。时值六八年秋季，凭一腔热情对体力劳动并无烦感。但他们还是向往早晚调到校验车间工作，因为那里可以舞枪弄炮，很威武的。从试验靶场传来的隆隆炮声很快就失去魅力，他们不得不长久地摆弄钢锯和刨子，过一种没有色彩的沉闷生活。他们常到厂区西侧的驹子峰闲荡，将野鸟和山蛇捉来烤着吃，直到遇上那位在矿区监督劳动的相当知名的画家，他们的生活才有了新的意义。画家过去是这儿的工人，五十年代末就调到总工会。如今被迫下野，重新投入深达百米的矿井。他上井后经常来不及更衣便夹着画夹往驹子峰跑，因为夕阳眼看就要落下去。这种性格坚韧且有些偏执的气质无疑把他们深深地吸引住了。那年郭普云十九，吴炎十八岁多一点儿，正是容易激发艺术幻想的年龄。他们全身心投入了献身艺术的美妙境界。
郭普云在写作课的一次作文练习中曾提到过这位满脸煤灰的启蒙者。我最初以为他是虚构，因为诗意把真实感破坏了。
吴炎的文章朴素些，那是刊登在《中国美术》八四年第三期上的一篇创作回顾，里面谈到那位启蒙者时毕恭毕敬，但重点介绍的却是自己突破师长的艺术局限所感到的困惑和由此获得的成功。我读这篇文章时郭普云已经不在了，那位启蒙者也不在了。他于郭普云自杀前四年因肝硬化辞世，恰逢创作低潮和新一代画家崛起，死时相当寂寞。不是认识郭普云，我几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位默默无闻的画家，他伟大的启蒙同时造就了一个成功者和一个失败者，孰功孰罪，真也说不大清了。
过去的木工房现在还是木工房。它在兵工厂西北角围墙的边缘，房后是陡峭的岩坡，房前是一片不大的贮木场。与清洁的厂区相比，这里显得破败僻静，房顶冒出的几蓬绿草和落水管留给墙壁的雨锈散发着忧伤的味道。工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把我领来时木工已经下班了，门上别着一把铁锁。我趴在窗上看了看，只见满地都是黄灿灿的刨花，工具七零八落地埋在里面，墙角竖着的那些木头方子却光滑可爱。郭普云和吴炎躲开单身宿舍的喧闹，不知在这里度过了多少苦画之夜。想到那些孤独的时光，我觉得这地方一砖一草都是很令人感慨的了。经历过那番搏斗，人怎么能忍受失败呢？换了我可以忍受吗？
办公室副主任是和郭普云同期进厂的同事，据说郭普云和吴炎埋头学画的时候，他迷上了拉二胡。当时他是厂部办事员，经常为郭普云他们偷窃办公用纸，那几千张由生渐熟的素描里面有他一份功劳。他还多次穿着三角裤衩充当习画者的模特儿，或坐或立或卧，不停地在扎人却有趣的刨花堆里出入。
郭普云死后，人们在那间小屋褥子底下发现了一部分早期绘画习作，其中一张勾勒了一位光着腚拉二胡的小伙子。书店画册上的素描也无非是这个水平，大家都觉得郭普云确有才份，倒是那些画中人让人觉得古怪。
“我们好几个一块儿进厂的朋友都让他俩画过。夏天让蚊子叮得够呛，冬天火炉子不热，就把被子扛来，捂一会儿光一会儿，受罪受大了……”
副主任谈起这些来兴致勃勃的。他举止坦率憨厚，看上去的确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你们是自愿的吗？”
“自愿什么！穷开心呗，画一次小郭管午饭，小吴管晚饭，我攒几次就够喝一顿的钱了，大家都有份儿。我拉二胡宿舍的人嫌吵，上木工房怎么拉都没人管，他们干他们的我干我的，两全其美……”
“你二胡拉得一定不错。”
“坚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