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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教员是个年轻人，口齿好，学识渊博。他喜欢点名，每次开课都把大家搞得很紧张。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员要随和得多了。初出茅庐的人大概都喜欢制造恐怖气氛，把别人搞得服服贴贴他会踏实一点儿。
哪一位被点到名字，就小学生似的或军人似的答一声“到”，老老实实站起来回答与作业有关的某个问题。吭吭哧哧答不出不算什么，大不了尴尬一下，有趣的是驴唇不对马嘴，态度又过于认真。面对这帮记忆力衰退的憨大哥傻大姐，不知年轻教员是否有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我怀疑他是有的。一旦点到名字而没有得到回答，他就兴奋地勾一下花名册，口气恶狠狠地说道：“再重复一遍，旷课三次，期末考试按不及格处理。”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很可能把自己当成严肃的启蒙者了。
专修班的大龄学员是为文凭而来的苦命人，很少有谁对这门有关思维规律的科学抱有真正的兴趣。“形式逻辑”是个什么玩意儿？人类花样翻新的自我折磨还少吗？教员不过是根胶皮管子，把大筒里的水抽进乱七八糟的瓶瓶罐罐，筒里是牛奶还是泔水根本没他什么事。他只是把一种折磨具体化罢了。抽查作业，点名，小考，叫人没处躲没处藏，一堂课都旷不成。
假如他是亲弟弟，我就揍他，把他送到和尚庙去诵经。
当然，我对负有灌输“思维规律”或其他什么规律的人没有恶意，对那位年轻教员的点名嗜好也足以忍受，某次点名之后我甚至要感激他了。
“郭普云！”
声音跟往常一样，不高不低，却爆破似的涌出了惊心动魄的味道。窗外是十一月的白空，没有阳光，因为教室位于楼房的背阴面。三个高亢的音节之后是一阵意义模糊的沉默，靠墙的暖气片发出奇怪的震动，时断时续，好像有一台风钻埋伏在楼里。沉默通常意味着哪个倒霉蛋旷课了，但这回不是。“思维规律”在干什么呢？几十位同学显然陷入了短促的混沌状态，一个名词就使大家全体愣住了。郭普云。合格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没问题，可以作为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但是，这三个汉字果真那么顺从吗？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怎么搞的！”插曲来得太荒谬太辛辣，老半天品不出它的味道，只觉得周身笼罩着邪气，眼前的一切都不大真实了。
教员在勾名单，缓缓吟哦：“旷课三次，期末考试按不及格处理。请课代表转告郭普云，下星期……”
没有人带头，一些嘴吐出“哧”的声音，教员以为是轻蔑，仍旧威严地说下去，暖气片适时地扫射起来，哒哒哒一通乱颤，“哧”的声音更响亮更齐心协力地汇成“轰”的一声，终于把大家从混沌和沉默中解救出来。笑的人里面居然也有我。教员遭到莫名其妙的袭击，脸皮浮粉，表情竞腼腆了。
“笑什么？”
“他不在了。”
“怎么回事？”
“……自然除名！”
回答来自某个角落，仿佛相声里的抖包袱。笑不出来了，这使我成了聆听一种奇怪笑声的旁观者。一个人的窘态可以促发另一些人的快感，这是司空见惯的常识。那么，这一切都是针对假模假式的教员的了？然而我分明感到所有嘲弄和伤害都可怕地打到了另一个地方。“郭普云”背后已经一无所有。他是词，是字，是音节，是语言的三个外壳，是可以促发判断的一个概念。他对赞美和嘲弄都无动于衷，作为精神元素他是某些人记忆中可有可无可浓可淡的一个无形的东西，作为物质元素他只不过是地表三尺以下的一团泥土。奇怪的笑声像鞭子一样抽打他，他无血无肉的身躯还会疼得蜷缩起来吗？他逃到那个鬼地方去难道比走在太阳底下更快活一些吗？
那堂课教员上得无精打采。下课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涌出教室，走路，上车，回家，做饭，吃饭，读书，谈情，造爱，每个人都面临一系列现实的课题。课堂上的偶然事件无碍生活的节奏，甚至没人提起它或想起它。郭普云的确什么都不是了，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把他的消失说成“自然除名”未免冷酷，但已经不能对他构成任何伤害。除去的不是名字而是一块生动的肉体，名字留下来替他承担一切，包括人们因这名字而产生的种种沉思和闲想。
那次点名使郭普云再次占据我的脑海，成了想象中最有诱惑力的一个单元。我跟他也算得上朋友，但我不能说我时常怀念他，也拿不准我偶尔想起他时的心情是否可以称为难过。最初觉得震惊，觉得不应该，觉得可惜，现在连这些也淡漠了。
他已经不存在，而自己还马马虎虎活在世上，这种侥幸、得意的感觉似乎把人的心肝泡硬了。逻辑课上我毕竟笑了，凭这点儿证据不足以把自己说成混蛋，最可怕的是那种没有人带头而又众口一声的“轰轰”的窃笑，想起来就无地自容。面对记忆和联想中的郭普云，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冷静，但我更希望有人道主义来支撑我干枯的情愫。
思维规律是客观的，我的思想遵循思维规律，因此我的思想是客观的。如果逻辑学不是巫术，教员不是骗子，那么这个三段论将是我在冥冥之中拜访郭普云的护身符。我将寻找一种真实，或者造就一种地地道道的虚伪。我抓在手里的很可能是后者。那次点名的声音欲落未落之时，有谁能够立即判断将要发生正在发生的是什么现象吗？人心隔肚皮。把我和郭普云隔开的，是一扇沉重的地狱之门。
第一章
五月一日是劳动节，也是郭普云自杀的日子。他为什么选择这一天，谁也无法解释。总不会是向它献一份死的礼物吧，以死来侮辱它就更谈不上了。不过这个特定的日子的确令人费解，也使他的举动更加神秘，好像隐藏着什么难以言传的预谋似的。
那天清晨他去了农贸市场，快活地拎回一只活鸡和一篮新鲜蔬菜。他在阳台上把鸡杀了，干得很利索，他的父母甚至没有听到那只母鸡发出任何挣扎的声音。一个礼拜之后，当人们发现他的尸体，那碗鸡血还在阳台上搁着，凝结了一层尘土，像是发了霉的变质酱油。他父亲立即把它丢进了垃圾孔，那只破碗哨一声碎在楼下了。
杀了鸡之后拔毛净膛，一向心细的郭普云弄破了鸡苦胆。
他呻吟了一声。母亲以为他割伤了手指，赶到厨房却见他正在簸箕上扒拉那堆鲜艳零乱的内脏。
“完了。”
“怎么啦？”
“……完了。”
“胆破了吧？”
“真对不起，做不成鸡杂儿了。”
他笑得很勉强，犹豫了一会儿，好像在思考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冰箱里有鱼吗？”
“有。”
“一块儿拾掇了吧……”
“等你妹妹来了再说。”
“今天我做菜。”
“可以。”
“您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你歇会儿。我陪你爸到街上走走，很快就回来。”
“街上车多，慢些走。”
“……我们不过马路。”
他洗了手，钻到自己的房间里，一上午没有出来。他倚在床上读一本书，不知是随手抄起的还是有意挑选的，书名《雪国》，作者是日本人川端康成。他在书眉上写了许多字，潦草而精辟，外人乍一看有点儿莫名其妙。。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是个文雅的骗子！”不像指斥主人公，很可能是对作者的评价。
他对这个口含煤气管自杀的大作家显然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
他在探讨原因，并且寻找解释。“他的决断丑陋多情！”这句眉批留在《雪国》的第五十三页上，跟内容毫不相干。那一页有大半是平淡的官能描写，只有一句稍稍精彩——娇嫩得好似新剥开的百合花或是洋葱头的球根。
他读书时的思想一定在混乱中闯到别的地方去了。书已经不能束缚他。
十点钟，妹妹推开他的房门。她一下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侧卧在床上，身子朝里，脸朝外，肋上搭着那本书，好像给吓了一跳。
“我敲门你没听见？妈呢？”
“跟爸爸上街了。”
“我中午办点儿事，晚上再聚餐吧！”
“行……你能不能早点儿回来？”
“争取！我走啦，我们那位在楼下等着我呢，拜拜！”
“拜拜……”
他看了看手表，眼神儿很平静。中午吃了点儿面条，他又踅回房间，伏在写字台上写了五六封信。他从来没有一次写过这么多信。母亲过来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