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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原说：“可你刚才不是说没有击中心脏？”
高田没立即回答，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另找时间谈吧，我们不能在这里呆得太久。”
高田转向青年人说：“你的伤已经不需要再治疗了，今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尽管你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问你的名字，可我们俩是有缘份的。你说是吗？”
青年人眼里聚了泪，在灯光下闪亮，他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
高田伸手拍拍青年人的肩，声音低沉地说：一不要说这样的话，日本人杀死的中国人无计其数，罪恶深重，我所做的不能弥补其万一啊！”
苏原的心被高田的话触动，可他没说什么，只是向青年人问道：“你要回自己的村子吗？”
青年人摇摇头，说：“我已经回不去了，村里人都知道我被日本人枪毙了，我已经‘死’了……”
苏原一怔，又问：“那你又能到哪里去呢？”
青年人说：“我想好了，我要去参加抗日队伍，打日本鬼子。日本人刚打过来的时候，村里许多青年人都投奔了抗日队伍。我没去，我胆子小，心想老百姓万般不如个平安。可想平安日本鬼子不给平安。那天夜里听见枪响我连大门都没敢出，日本鬼子硬是说我给抗日队伍通风报信，拉到村外去枪毙。‘死’了一回，我现在倒不怕死了，真的不怕了，你信不信？”
走在街上，苏原耳畔仍回响着那个死而复生的青年人的话：死了一回，我现在倒不怕死了，你信不信？他不知道该信还是不该信，因为他没像他那样“死”过一回。可是在内心，他倒真的希望能像青年人那样死去一次，用死洗刷尽身上的屈辱，然后迎来心中企盼的涅槃。
北野弈棋时卜乃堂翻译官正在隔壁，他听见高田向北野报告要和苏原一起去查看痢疾，顿时暗喜。他喜的并非痢疾而是苏原的妻子牟青，他想趁苏原不在时到她那儿去。
也许唯有汉奸卜乃堂心里明白：当初他坚持将并非是医生将苏原的妻子一起带走完全是出于一种秘不可宣的目的。在苏原家中，他看见了苏原年轻妻子那楚楚动人的容颜，这容颜叫他怦然心动，不能自己。他非常清楚自己：如果说这世上确有某种诱惑可令他行善或作恶，那唯有女色。他对女色趋之若鹜，却带有某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便是挑剔。不仅一般女子不能使他入目，哪怕再娇艳的女子他也能一眼便看出暇疵，在长期浊居日军军营的压抑岁月里，像这般对一个陌生女子动心并生出歧念，实为罕见。每当慰安妇来到军营，日军将士便如同迎来节日般欢呼雀跃，争先恐后进去发泄一通。他却漠然以置。他虽是中国人，北野也给予他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可对于异国女子，他在心理上难以接纳。那种地方他只去过一回。即使这唯一的一回他也没做成什么事情。他觉得那个清秀的日本女子下巴有些短促，这美中不足便使他如鲠在喉。他没有进一步动作，也没有说话，只是漫不心地看着那女人一件一件从身上往下脱衣，当脱得干净了，他丢下张票子便走了出来。日本兵可以将任何一个遇见的中国女人的裤子剥下来奸淫，事实上他也有机会这么干，但这种事他确实没有干过。他那干枯的心田似乎在等候一个雨露般女人的浇灌。而当他看见苏原的妻子时便蓦然意识到这个期待已久的女子终于出现在面前。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不可错过。他清楚，如果这次擦肩而过，怕今生再也不会得到这样可心的女子了。于是他努力说服高田军医将这个女人与他的丈夫一并带走。
自随北野到莱阳驻守的三个多月中，他心里每时每刻都惦着那个让他倾慕的女人。但他并不崇尚纯精神的柏拉图式恋情。他是个性格孤僻的人，这种人对事物总有某种程度的偏执。在学校读书时，学校每周举行一次舞会，教职员工和大年级学生视为节日。而他一次也不参加。他有自己的“理论”，认为男女以跳舞的方式调情是对人精神的亵渎，是卑琐虚伪的情感窃求。男女之间的关系要么无爱无缘旁同路人，要么有爱有缘灵与肉二者完全结合，非此即波。也许正是这种极端的情爱观点导致他至今孑然一身。
司令部与苏原夫妻住处一街之隔，卜乃堂一撂脚就过去。别看这么方便，可平时单独见牟青一面也很不容易。做为北野的翻译，他必须紧随其左右。只在北野不需要他时才有一点自由。
卜乃堂敲了门。
只要丈夫不在家，牟青总是在里面插上门栓。有人敲门先问明是何人，然后告之丈夫不在家。她不轻易开门，今番听到是卜乃堂的声音，她迟疑了一下，还是将门开了。尽管她对他十分鄙视，可她总不能忘刑场上他为她遮挡的那一幕，她领他一份情，一份既辨不清颜色又说不出味道的情。
进屋后卜乃堂显得有些拘谨，很不自然，坐得很规矩，也不说话。待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才镇定些了。他先向牟青询问了一些日常琐事，表示无论她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全力相助。之后他又告诉说司令部有人要去青岛，如她有家书或物品可让去人携带，他来负责安排。牟青摇摇头。自从奔丧被日本人劫持，至，今还与家人不通音信，她不想将目前的处境告诉家里亲人，怕他们担心，也不愿叫他们背上汉奸家属的名声。她只想能和丈夫早日逃出日本人掌心，为自己和家人争得清白。
想到家，她的心情又一下子变得沉重。
又是沉默，良久，卜乃堂又说：“秋季清乡就要开始，又要有许多中国人被杀。”
这话说得有些莫名其妙，牟青一怔，继而愤愤地想：还不是你们这些汉奸和日本人狼狈为奸才使那么多中国人被杀？你姓卜的怎有脸说出这种话？！
大概卜乃堂从年青的表情也猜出她内心所想，看出她对自己的愤懑，便叹口气说：“牟青，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把我看成是个没品性的人，可你知道，世上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牟青反诘道：“包括给日本人当汉奸这种事情吗？”
卜乃堂闷闷回答：“包括。”
牟青吃惊地抬眼向他一望。
卜乃堂的声音仍然低哑：“我们都算有文化的人，文化能使人将事物看得透彻，能使人挣脱主观的束缚。不是吗？只说汉奸，既然被称之为奸，便肯定不为优良，用什么恶语咒骂都不为过。可是话说回来，当汉奸的也不是我卜乃堂一个，既然都知道汉奸不光彩，像臭狗屎，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就当这臭狗屎呢？真的说不清楚。你不妨想一想，自从日本人打到中国，中国迅速形成一个非常的庞大汉奸队伍，而德国人打到欧洲，欧洲人投靠变节的人就很少，这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不排除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别，德国人傲慢骄纵，刚愎自用，不屑于借助于外力，不鼓励投降变节；而日本人狡猾、圆通，他们惯于招降纳叛。但归根结底，中国能形成这样庞大的汉奸队伍是有着自身的深刻原因。可以追溯历史，也可以通观现实，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无论历朝历代的帝王，还是当今的各路军阀，都是极其自私自利的极权者，‘国’只为他们所有，国人只被视为奴仆，任其盘剥，任其宰杀，毫无半点悯惜之情。国民永远处于可怜无助的境地。于是国家、民族的概念早在国民心中扭曲、变质，甚至逆化为敌对物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已沦为无国之民。无论谁来谁去，姓张姓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皆无区别。老百姓只是要生活，要饭吃，‘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人最认的一条真理。”卜乃堂将这套“汉奸合理论”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使她觉得既新奇又不可思议，不可否认，这当间有她能够认同的地方，如对国民精神状况的概述；也有她不能认同的地方：他作出的结论。她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尽管不幸，处境悲惨，但总是不可以做亡国奴的。日本人在中国的桩桩罪行不足以证实了这一点？卜乃堂的“理论”显然是偏执的，是为自己来辩护，况且，这些话从他这样一个真本实料的汉奸嘴里吐出来，就变了味道。
卜乃堂两眼直直地盯着油灯如豆的光焰，似思索又像在发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至于我自己，我投日本人的原因很具体，不是为生计而是为报仇。我父亲是叫中国人杀死的，一个军阀旅长。那时我家住在吉林，父亲是个邮差，一次送信，自行车不小心撞在这个旅长的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