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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崛起的日本:东方学者眼里的日本-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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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日本已成为那些痛感国难当头、寻求中华振兴的中国革新青年寻求新思想武器和避难的地方。
  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家和领导人李大钊也曾留学日本。周恩来也曾在1917年19岁时到日本求学,如今在京都西郊的著名的樱花和枫叶风景区—岚山的青松和樱树环抱中,立着一块褚褐色的古朴天然巨石做成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的诗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当年写的新诗“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在中国上世纪一代文人叱咤风云的二三十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生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于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在1928年谈及中国新文坛的时候不无自豪地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他说的虽然有些夸张,但绝不是空口无凭。鲁讯、周作人、郁达夫以及郭沫若本人等“五四”新文学主将,均留学日本,并且是在日本开始文学生涯的。中国最早比较有影响力的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成立于日本;开中国留学生文学先河的《留东外史》是在东京开始创作;“五四”时期两大文学社团之一的创造社也成立于日本。
  比较实事求是地说,日本是中国新文学的三大起点之一。而这三大起点就是当年中国留日、留美、留欧的归国文人。在留日著名文人中,有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郑伯奇、夏衍、欧阳予倩、丰子恺、穆木天、冯乃超、朱镜我、胡风、周扬等。在留美文人中,有胡适、陈衡哲、冰心、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美、德)、徐志摩(美、英)、许地山(美、英)、洪深等人。在留欧文人中,有戴望舒(法)、李人(法)、巴金(法)、李金发(法)、艾青(法)、老舍(英)、朱自清(英)、钱钟书(英、法)、刘半农(英、法)、宗白华(德)、冯至(德)、聂绀弩(苏)等。
  从二战结束至70年代初的二十余年间,日本华侨华人始终保持在5万人左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余年间,大量中国人流入并定居日本,在日中国人、华人人数激增。据有关统计,目前在日中国人、华人合计35万人,其中合法在日中国人25万,日籍华人6万,非法滞留近4万。
  这些在日本的华侨、华人可分为新、老两部分。老华侨、华人是指1972年以前、主要由二战以前赴日华人及其子孙后代构成,人数约7万左右,他们绝大多数都已经加入日籍。老华侨、华人过去被称为“三把刀”,这是指他们的职业一般都是从事厨师、理发师、裁缝和小商业。新华侨、华人,主要是由中国改革开放后,通过留学、国际婚姻以及以日本残留中国战争孤儿眷属等身份,从中国大陆赴日并在日本定居者构成。据最新统计,中国人在日本的永住者达42 212人,日本人配偶者为48 698人,定居者为38 982人。另外未被统计在登录者中的加入日本国籍者,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共32 610人。
  近二十多年来到日本来生活的中国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来留学的,二是来打工挣钱的,三是国际通婚或战争孤儿及眷属。
  现在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基本上都是自费留学。但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寻找学校,而是寻找工作。除了那些在国内就是学习日语的之外,他们多数来日本的渠道都是先注册日语补习班,边打工挣钱边糊口上学,道路比较艰辛。好在日本对外国学生的打工限制不严,允许学生打工的时间足以维持生活。但日本的学费很贵,国立大学本科一年要交50多万日元学费,而且入门考试淘汰率很高,而私立大学一年要交100多万日元学费,研究生阶段学费少一些,一年也要几十万日元。
  对于已经进入大学部三四年级和大学院的留学生来说,日本有各种由政府和基金会出资的奖学金制度,用以保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优秀学生继续学业。此外,在日本还有由各个地方政府、国际交流团体等实施的针对自费留学生的奖学金和留学生援助事业。一般而言,由各个地方政府所实施的奖学金,针对在本地区登录的自费留学生而设立,大多金额不高,但是名额相对较多,争取也相对容易。而民间的企业和助学团体实施的奖学金制度则名目繁多,而且各有特色和领域侧重。然而受日本经济景气和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的影响,近年来,日   
本各自治体、学校和基金会等提供的各种奖学金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所以,在日本能够申请到奖学金也很不容易,而且即便申请到奖学金,由于数额有限,也还是需要打工。
  留学生打工最寻常的就是在餐馆端盘子刷碗和教中文,每个小时的工钱好的可达800—1 000元,差的不到500元。如果以一天工作8小时、每小时600日元,平均每天打工收入5 000日元计算,光交100万日元的学费,一年就要打200天的工。所以很多学生只好突破法律限制的学生工作时间,一天打几份工,每天劳作十几小时,周末和节假日加班加点得干。但多数学生正值年轻力壮,又抱着出外“闯天下”的雄心,对于这种“洋插队”习以为常,对于未来的发展前景满怀期冀。一位来留学的东北青年对我说,他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求职,根据媒体的求职信息面试过33次,但不是他不满意提供的条件就是用人单位看不上他,而他心目中的理想工作,是诺基亚(NOKIA)公司里的那种职业白领。由于在国内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他觉得无法面对已去海外留学的女朋友,发誓要到海外闯天下,非混出个人样来让他原来的女朋友看看。尽管来日本后打工学习很辛苦,但他觉得真的是长了见识,至少眼界宽阔多了。
  除了交学费,生活最大的开支就是房租。日本房租昂贵,尤其是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一个十几平米的单元房要四五万日元房租。如果幸运的话,学校会把学生介绍到“公司寮”居住,那是由大公司为贫穷学生提供的廉价房屋,但一般也要1。5万—2万日元房租。很多中国学生只能几个人挤在一间“鸡笼屋”。
  我本来很想去看看那种“鸡笼屋”实况,但我认识的那几个住“鸡笼屋”的中国留学生都不愿意我去光顾他们的寒舍,以免回去说了让他们的父母伤心。但在我的要求下,他们还是向我介绍了他们找房子的艰苦过程。在日本找住的房子并不难,难的是没钱。日本租房子有一个规矩,要先付给房屋介绍所一笔相当于一个月房租的介绍费,还要交给房主相当于约两个月房租的“押金”和第一个月房租的预付款。一位女生说,她几经周折,最后是在一片看似贫民窟似的简易楼里找到了“理想”的家,过去只知道文人喜欢把自己的家自谦为“陋室”、“寒舍”,如今真知道“寒舍”是什么样子,那是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鸡笼屋”,伸手几乎就能触到天花板。屋子里的全部设备就是一个壁橱和一个小洗手盆,屋里没有床,只有一个凹凸不平的榻榻米,墙壁一点不隔音,隔壁邻居洗脸、撒尿、打喷嚏、咳嗽、擤鼻涕的声音都听得到。冬天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晚上睡觉把衣服穿得厚厚的,而夏天又奇热,到六月梅雨天,榻榻米都长霉,而且因为拮据的住户们不愿另交清洁费请人打扫卫生,简易楼的公共空间脏兮兮,苍蝇恣行无忌。她大多数时间除了打工、上课,就是在大学图书馆度过的,每次都是一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的时间才回家,通常是买点方便面带回来,到家11点,吃了还要看书。好在日本社会很安全,从不担心走夜路。她说她从不后悔离开温暖的家到日本来,因为目前吃的苦会改变她的命运,她不愿意守在母亲身边没有“出息”地过一生,她愿意有自己的生活选择。
  打工的辛苦也使一些寻求更容易挣钱方式的中国来日青年误入歧途,下河湿鞋,从事一些非法的和色情的事情。有一次,有几个做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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