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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与民间信仰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我不太清楚中国总共有多少庙宇，但从庙宇与人口的比例来说，日本的神社肯定比中国要多。即便是在城市里，当你走在大街小巷里，不时地就会碰到一座神社。据说日本总共有8。2万多个神社，平均每1 500个人就有一座神社。这还不包括遍布各地的佛寺。据日本文部省前些年的调查统计，日本信仰各种宗教的人近2。2亿，超过了总人口数，因为日本民众中有不少具有双重或多重的宗教信仰，其中神道教信仰者有1亿多人，佛教信仰者有9。6千万人，基督教信仰者有 146万人。
当然，很多所谓的信仰者，只是因为自己的祖先的遗骨安葬在某个寺院，或是居住在某一神社活动范围之内，便被认为是某寺院或某神社的信徒。而实际上日本现在的年轻人，宗教信仰的心理已经非常淡薄。但即便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拜拜又何妨。
日本神社民间信仰与中国的庙宇民间信仰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见神便拜，不太计较拜的是哪路神仙。你在现在日本神社的堂前，通常都可以看到一个广告栏式的立牌，上面挂着无数写着祈愿的小木板（ema），那些祈祷的愿望和中国人一样，无非是有关生老病死、生育、婚姻、上学、就业等生活安康的，也有的把发财愿望很直白地表达出来的。有些外国人也入乡随俗，所以有一些用英文、中文和韩文写的祈愿板。这种实用主义的信仰，与西方追求心灵净化、超越凡世和摆脱原罪的对超世本体的信仰有很大不同。
我到东京最大的神社明治神宫去参观时，看到放在神殿门口可以自由拿取的一份明治神宫神乐殿印发的“厄年一览表”，拿来一看，真让人大吃一惊。上面列着2004年年龄从18岁到62岁男女各12个年龄的厄年，如2004年男的25岁、42岁、61岁是“大厄”，女的19岁、33岁、37岁是“大厄”，其他列出的岁数不是“厄”，就是“前厄”或“后厄”。好在表上恰好没有我的年龄，否则还真让人心里发怵。不过从这标示的大厄年年龄看，似乎也有一些朴素的社会心理学和统计概率基础，如与青年失恋、成年事业受挫和老年退休的心理危机期有关。但其他的那么多的厄年年龄，则像是实用主义的祭祀广告，似乎没有任何生活经验基础，反正人生各异，总有碰巧被算准的人。
神社信仰也没有什么入社仪式，不像基督教那样入教要有洗礼、取教名、定教父教母的仪式，所以神社信仰者的真实人数，是不容易测定的，因为在信与不信之间，界限并不严格。神社信仰也不需要忏悔，不像天主教堂里有忏悔室，里面坐着神甫，犯了什么罪孽或有什么想不开的，就通过神甫向上帝忏悔。新教主张人人都可以与上帝沟通，不必通过神甫，所以可以自己祈祷忏悔。西方人医疗心理的压抑、紧张和恐惧，主要是通过宗教祈祷忏悔和心理医生，而东方儒教圈里的民间信仰，多半是通过社群内的人际对话和沟通，这种民间信仰，是介于宗教和伦理之间的东西。
当然日本的神社民间信仰与中国的庙宇民间信仰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中国的庙宇信仰，是以祖宗崇拜为基础的，所以不管是祭拜妈祖、关公、财神，还是玉皇大帝，信奉的对象都是人格化的神。而日本的神社信仰，是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拜的是神灵化的万物。从高山、大树、奇石、瀑布、海洋、田地、太阳、火、雷、各种动物到祖先的神灵，都可以成为祭祀崇拜的对象，所以，日本的神道教有“八百万神”之说。在我居住的东京麻布十番地带，有一个挺有名的神社，叫“宝船十番稻荷神社”，就在东京地铁南北线的麻布十番站出口旁边。神社的入门处，有两只石头蟾蜍，瞪着眼睛张着大嘴，据说过去有一年，附近发生大火，一路延烧过来，把周围全部烧光，惟独“蟾蜍池”边的税官山崎的宅第，逃过大火的劫难，因为栖息在池中的大蟾蜍从口中喷水，把宅第周遭的火焰给浇灭了。于是山崎家的人就在这里建造了这个神社，后来人们如果想祈求规避火灾，都专门跑到这里来，蟾蜍也就成了这神社祭拜的神蛙。
神社现在一般都不设香火，不知是传统的规矩，还是现代化的演变。人们到神社去，一般是先在神社前的水池边用一个长柄木勺净手，然后到屋脊两边翘起的神社拜殿前，往带木条格的善款箱里扔点零钱，把手拍几下，合十祈祷。有的拜殿前还挂有很粗的麻绳，祈祷者摇动几下，撞得麻绳上的风铃发出响声。祈祷者除了上了年龄的老者，也有不少情侣祈祷终身幸福。神社的拜殿里，看不见祭拜的对象，既没有神像，也没有牌位。各个神社最典型的标志物，就是“鸟居”。“鸟居”是一种木制的门型牌坊，造型很简练，在神道里那是神界和人界的划分之门，走过鸟居，就是进入了神界。
日本的神道传说起源于混沌初开之时，但那与中国的盘古开天地神话差不多，是不可当真，也无法考证的。但“神道”一词，据说是取自中国《周易》的观卦之“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不过周易里的“神道”，是指万物演变的神妙自然法则，圣人是取法于自然建立社会治理规则。但到日本，“神道”逐渐成了宗教意义上的“神明之道”，不再是自然法则，而是人的精神法则了。
与所有的宗教一样，神道也有一个类似于人间的等级体系“社格”。“社格”基本上可分为“官社”和“诸社”。官社有“官币社”、“国币社”两种，每一种又各自分别分为上、中、下三等。这种划分，就像社会学上人们划分官方组织、半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一样，主要是依据神社的财源。官币社的财源是由皇室奉献，国币社则是由政府的国库支付。祭祀皇祖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因被定为“国家总镇守”而具有超越一般社格的地位。“诸社”可分为府、县、市、町等层级，由各府、县、市、町提供财源。此外，还有一些神社属于不
具社格的“无格社”，大概只能靠民间善款维持。
严格说来，神道教并没有耶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或佛教的《妙法莲花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样的宗教经典，它的代表性经典，是成书于8世纪的两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古事记》有上、中、下三卷，全书收纳开天辟地以来至公元628年推古天皇的各种神话、传说、歌谣与历史，于公元712年由太安万侣奉元明天皇之命撰成。《日本书纪》共计三十卷，是日本最古老的官撰正史，以汉文写成，记载神话时代至持统天皇（公元697年）的事迹，公元720年由舍人亲王与太安万侣等人完成。
日本的神社信仰与中国的庙宇信仰在对待“死”的看法上很不一样。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人死之后，是从人间阳界去了阴界地府，老人去世时，后辈要哭丧，尽情表达晚辈的悲哀。而根据日本神道，人本是神的子孙，人死了不过是回到天国诸神的行列，对死抱着一种坦然的态度。
在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以前，日本佛教盛行，那时的神道教只处于依附地位。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国家神道），神道由民间宗教信仰变成国家宗教信仰，成为明治政府宣扬和灌输天皇至上、誓死效忠天皇和大和民族优胜思想的工具。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总部以盟军名义发布《神道指令》，实行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自己的神格地位，神道教遂还原为民间宗教。但至今日本仍有少数极右翼分子，想借神道教激发民族主义情绪。
在被日本占据过50年的台湾和日本建立过伪“满洲国”的中国东北，神社都曾作为殖民教育的一部分。台湾在日据时期建立的神社，最盛时达到近200座。中国东北至今仍可散见个别遗留的神社。1945年8月11日，也就是日本投降的前四天，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悄悄离开他“满洲国”的“帝宫”。据他后来自述：“汽车开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的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日本人已放火把神庙烧了。”
在如今日本的民间生活中，神社祭祀越来越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