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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公园著名的“不忍池”，碧波潋滟，岸边垂柳环绕，婀娜点水，水面上有许多北京玉渊潭里的那种鸭子船，船上是一对对的情侣。在去“不忍池”的半路上，有一个造型独特的钟楼，里面陈放着江户时期报时用的铜钟“时之钟”，该钟已经报时上百年，至今每天早、午、晚仍可听到那悠扬的钟声，据说日本著名诗人松尾芭蕉的诗句“繁花成云，不觉钟声”就是由此而来。
上野公园的四周，是东京的文化区域，聚集着很多博物馆和文化场所。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里，有日本历代的文物，尤其是江户时期的瓷器所达到的技术高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中国，“东洋”就是指日本，但在这博物馆的东洋馆里，陈列的是中国、印度、朝鲜和中亚的文物。在中国展厅里，还有清朝宣统皇帝的御笔条幅“兰室静言得知己，竹林揽古怀风流”。
在上野公园的西邻，就是有120多年历史的东京大学的老校址。大学的古老建筑，很像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那种，暗黄色的砖墙，长满绿藤和苔藓，透着历史岁月风雨冲刷的痕迹。东京大学是“日本首相的摇篮”，从1921年到1945年的日本首相和内阁大臣，三分之一出自东大，而战后至今，除少数几位外，绝大多数首相均由东大学子包揽。但大学是学问和思想的圣地，我对以政治人物为大学贴金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2004年4月1日，正是日本各大学开学和各公司新招募人员入门的日子，各饭店都爆满。庆应大学的国分良成教授约我一起夜赏樱花，他说在夜间的灯光下，观赏由盛开进入衰败时的樱花，是别有韵味的。我们吃完饭以后，乘出租车去“千鸟之园”。这个所谓“千鸟之园”，实际就是皇宫御苑护苑河的外面从樱田门到靖国神社的一线，这一路种满了樱花树，有的路段河两岸都是盛开的樱花，在装饰夜灯的照耀下交相辉映，赏花的人流如梭，有的地方挤得水泄不通，成群的学生和上班族在路边聚餐，到了靖国神社，那里成了卖各种煎炸烘烤煮小吃的大排档夜市，像庙会一样热闹非凡，人们席地而坐，喝酒吃饭聊天。我原来以为日本人都比较含蓄内向，但他们撒起欢来，完全换了个人一样，似乎要把平时收敛的自我，与这4月的衰落樱花一起尽情释放。
现代的菊花与刀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日本是一个讲究礼仪、组织有序的社会。与日本人来往，不时地面对着频繁的弯身鞠躬，我也只好入乡随俗，还以弯腰体操，让我这身高1米80以上的五尺男儿，颇费力气。从东京成田空港出港后，早有机场人员举着我的名字等我，三分钟把我送上大巴汽车，汽车到达航运终点站后，又已经有日本学术振兴会的人员等在那里，陪我乘坐出租车到达日本庆应大学的国际公寓，那里又有庆应大学的一位小姐接手，领我到房间，给我介绍各种房间设施。他们之间互不认识，但一环扣一环，工作条理分明而且很有效率。平时接触的日本人，温文尔
雅，似乎人人都是谦谦公子，但工作起来，骨子里透着那么一种韧性和争胜精神。在欧洲人眼里，日本人游客是一群很有纪律、缺乏个体精神的人，他们总是迈着快速的碎步，说话屏声嗫气，到哪儿都是排着有序的队伍。你很难想像这样一群身材娇小的人，内心里会蕴藏着强大的团队战斗精神。
日本人的意识形态与美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经典的小说和电影等文化作品，都在塑造一种白手起家、个人奋斗、百折不挠，最终改变命运并获得巨富财产和美女爱情的发家史。而日本的文化作品，塑造的是通过团队力量才能最终获得成功的精神。在中国少年儿童中非常热门的日本电视剧，如《奥特曼》、《圣斗士》、《排球女将》、《灌篮高手》等等，都在孜孜不倦地叙述这样一种日本精神：主人公遇到高出自己的对手，屡次失败，但最后通过相互激励配合，发挥团队精神和巨大的潜能，最终打败了那些不可能战胜的盖世对手。中国的民间曾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人和日本人角斗，一个对一个，中国人胜，但三个对三个，日本人胜。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又译本尼迪克特），在她享有盛名的经典之作《菊花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里对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做了这样的概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对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分析，似乎总是来自异邦的观察显得更为深刻。这大概是因为来自异邦的眼光，可以把分析置于一种比较的框架中，找出独特的东西。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把这种来自异国的观察，称为人类学家“遥远的洞见”。
《菊花与刀》在日本的影响，有点像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C。A。Tocquewille）的《美国的民主》在美国引发的反应。美国人当时发现，来自欧洲大陆的学者似乎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潘乃德的《菊花与刀》是一本受命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当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考虑，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的问题，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制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美国政府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潘乃德研究。这项研究于1944年完成，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立即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人甚至认为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潘乃德在《菊花与刀》一书中，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和分析，以优雅、精彩和细腻的文笔，揭示了酷爱栽植菊花和佩刀的传统日本人，一方面文静而崇尚美感祥和，另一方面身临战争状态时又似刀剑般地凶猛，这种二元化的民族性格，在书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潘乃德在书中从比较的角度出发，认为欧洲文化是“罪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文化”，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欧洲的宗教把将惟一上帝信奉为绝对的存在，而日本则是多种教派并存，而且一个人同时又可信奉多种宗教的缘故。在潘乃德看来，“耻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而“罪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是对群体规则的依赖。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约束来自内心，是对上帝的法则的敬畏，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得到解脱。
潘乃德对日本民族的分析是否被当时的美国政府完全当真和作为政策选择的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战后在美国的许可下，日本的确保留了皇室制度，也保持了日本天皇免除战争罪责的颜面。
潘乃德用“菊花”与“刀”来刻画日本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格，从今天的视角看，采用的是具有“浪漫色彩”的人类学方法，虽说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但并不能完全作为“科学”来看待。特别是对于解释今天的日本，当作饭后的话题谈谈可以，但不能过于当真。
这方面我没有什么专门研究，但如果非要找出类似“菊花”与“刀”的符号来代表和揭示日本人行为选择的特征的话，我凭着直觉会选出“神社”和“樱花”。
“神社”代表着日本人的实用主义理性，日本人比较善于吸收各种他们认为“有用”和“有效”的外来文化，而不太在意这些不同来源的文化相互之间的矛盾、逻辑的非连贯性以及与自身文化的冲突，他们具有那种把各种不一致的东西融合贯通、组合成一个新的实体的特殊能力。不管是语言、饮食，还是企业组织和权威制度，都是多元选择构成的并行不悖的系统。
“樱花”代表着日本人对生命辉煌荣耀的追求和特殊理解，他们玩命似的工作，非常敬业，哪怕那樱花似的灿烂在生命长河里只是短暂的瞬间；他们作为个人都平淡无奇，但组成规模化的樱花团队，却总能超越个体，出人意料地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就像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
神社与民间信仰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