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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造商可能至今也没有真正理解，制造品牌蕴涵的巨大差距，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且中国为这种差距付出巨大代价。全世界的耐克运动鞋几乎都是美国品牌的贴牌产品，70％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一双耐克鞋在美国卖大约160美元，但中国的制造商每双鞋只有3—4美元的盈利，还乐得屁颠。温州的打火机卖给韩国客商是9元人民币，而他们打上自己的品牌却卖280元人民币。美国市场上出售的“中国制造”芭比娃娃价格是10美元，但中国的到岸批发价格却只有2美元，扣除1美元的管理费、运输费和0。65美元的材料费后，最后只剩下0。35美元，那里面还要包括企业老板的利润和中国民工的血汗钱。当然如果价格低还有钱赚，那也是市场竞争优势，美国比中国大豆产油率更高的大豆，到达中国口岸的价格也比中国的东北大豆价格低。但问题是，如果不真正理解中国大葱与日本电器差距的意义，“中国制造”就很难超越自己。
中日之间的发展水平，至少还有半个多世纪的差距。2000年中国人均GDP855美元，只相当于日本1964年的水平，中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39。2，接近日本1960年38。8的水平；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分别与日本1965年、1960年的水平一致。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距，从而拉低了全国整体的平均值，但即便是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上海，5 000美元左右的人均GDP，也仅相当于日本1970年代后期的全国平均水平。
二战后日本已经被炸成一片焦土，当时日本的人均GDP与刚解放时的中国大致相等，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只是日本的三十几分之一。即便用日本1955—1973年近20年的发展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余年比较，也会看到，1955年人均GDP与1978年中国相当的日本，在经过不到20年后人均GDP就达到4 000多美元，而中国经历1978—2001年长达23年的经济快速发展，2001年人均GDP还不到1 000美元。这种经济同样快速增长下显示的巨大发展差距，说明人口增长约束条件对发展的巨大影响。所以，中国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做些事情，不要外国人一说什么“中国世纪的到来”，自己就当真地飘飘然起来，也跟着说些不着边际的“超越”大话。
裂变中的大学教育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到日本之前，我知道的日本知名大学寥寥无几，也就是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一桥大学、上智大学、东北大学等等，可能都没有十个。连我这次访日所在的大名鼎鼎的庆应大学，都似乎很少耳闻，让我在庆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同事痛心疾首，也让自己抱愧孤陋寡闻。
在日本参加各种研讨会，人们最热衷的是交换名片，看着那名片上无数陌生的大学名字
，真让人弄不清日本到底有多少大学。一查资料，好家伙，日本共有700多所大学，日本的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比中国一个人口大省的人口多不了多少，但平均约每18万人就有一所大学，而中国一共有约2 500多所大学，平均每50万人有一所大学。所以尽管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大学入学考试的竞争是最激烈的，日本人用“战争”来形容竞争的程度，但比起中国来还是望尘莫及，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不仅是激烈，淘汰率简直是有点“残酷”。
面对中国近几年的大学扩招，中国的一些所谓“教育研究”人士认为中国的大学生太多了，觉得大学扩招只是培养了一些新型知识失业者，中国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大学生还不如低薪的打工仔好找工作等等，真是奇谈怪论。中国是存在就业紧张的情况，但同时又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市场的需求自然会调整大学生的求职要求，在发达国家里暂时找不到工作的博士、硕士到处都有，但还没有听说因此就要人为缩减教育的呼声。过去中国县中学的教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有几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愿意到县中学去教书？
中国要达到日本每18万人拥有1所大学的水平，还要再建3 700多所大学，而要达到美国2。7亿人口就有4 000多所大学的水平，还要再建20 000所大学。
中国人喜欢与发达国家比的就是GDP，全国的关注点都在GDP的增长率上，好像有了GDP就一有百有似的，好像GDP不是结果而是原因。不是说GDP不重要，但GDP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指标，很多差距光看GDP是反映不出来的。中国目前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大学生还是高文化水平的符号，一个农业县里如果出一个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学生，与过去得了状元一样风光，县长都要出来接见。中国现在大学生的毛入学率仅在15％左右，而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均在50％以上，美国更高达82％，韩国、印度、菲律宾也在30％左右。目前中国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只有5％，但在日本是23％，而在美国是35％。这是比GDP更深层的差距，也是导致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的近代教育，是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时就奠立了，当时日本立法实行全民教育，要求消除文盲。所以现在的日本的老年人中很少有文盲。如果到那些免费开放的社区公共图书馆去看看，那里的老年人像定时上班一样，天天去图书馆津津有味地看书，而在中国退休的一般人群中，到处是一片打麻将的声音。
日本现在的高等教育，由99所国立大学、76所公立大学和526所私立大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国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区别是，前者的经费来自中央财政，而后者是依赖于地方财政。大学根据经费和师资，形成了一个高等教育的巍峨宝塔，一般认为，东京大学是这座宝塔中当之无愧的塔尖。
在日本，大学教师的收入属于中上水平，一般大学教授的月薪在50多万日元，但日本每年有高达五个月的奖金，所以工薪加奖金，大学教授的年收入可以上千万日元，大概相当于70多万元人民币，副教授的年收入，也可以达到40万—50万元人民币。不过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他们在社会上的收入等级高。有一次坐一位东京大学教授的私车去见朋友，到的时候已经略超约定的时间，我们没顾上看标示，找了个空的地方就停车了，等回来时正有警察在开违规罚款单，但教授说了一声“我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就令警察肃然起敬，教授开车就走，头也不回，警察一声不吭。
东京大学创建于1877年，曾是日本的“帝国大学”之首。所谓“帝国大学”，是根据明治维新时期的“帝国大学令”，模仿欧洲大学组建的学术和教学一体的理、工、文、医综合大学。到20世纪初期，日本共有东京、京都、东北、九州和北海道五所帝国大学，当时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被算为第六所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则是第七所。建立帝国大学的宗旨是为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改革服务，“育就国家需要之才”，所以“帝国大学令”的第一条就是：“以攻研国家进展所必要之学理及有关应用之蕴奥为目的，以陶冶学徒之人格，涵养国家思想为使命。”
帝国大学的两项制度成为后来日本大学的制度遗产：一是讲座制，讲授学术性强的专业课程，而不是一般的传授知识，这使得“大学的目的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教育”至今仍是日本一流大学的标杆，并在教授中普遍存在“研究至上主义”；二是教授会制，它使大学成为相对自治的学术领地，为了学术的自由，教授像法官和公务员一样，也享受终生任职和大锅饭。
日本历史上也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有一个在日本很流行的“大米表”的故事。“表”是日本古代的粮食重量单位，一表粮食约60公斤。故事说日本古时东北地区有一个小诸侯国，非常贫穷，国民常常要受饥饿的折磨，皇帝赐给他们100表大米，番王召集大家商量怎样分配大米，但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要分了，把大米换成钱资助孩子们读书，因为这些大米都吃了就是100表，但是助学却可以变成100万表。
日本高等教育早年的特点是注重精英教育，大学是探讨学术和培养精英的神圣领地，但1960年代的经济迅猛发展使大学教育的社会需求快速增长，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也使公平分配教育机会的呼声日高。因此日本在1970年代着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