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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的婚姻、生育选择验证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S。 Becker）教授的生育理论，这位人称“经济学帝国的最大殖民者”的学者，很善于用理性选择的原理去解释人类婚姻、生育、教育、犯罪等社会行为。根据贝克在《家庭论》中的分析，生孩子的总成本，是由抚养的“直接成本”和因此而丧失的进修、娱乐、晋升等机会的“机会成本”构成的，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都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孩子的“机会成本”会比“直接成本”增加得更快，这就是为什么城市比农村、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高的比教育水平低的人群，女性的生育率要低很多。
传统社会中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低，平均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也低，婚姻成了男性的地位和收入与女性容貌、体贴的交换。现代社会女性教育水平、收入和地位都不次于男性了，可怜的男人还有什么本钱能够交换？
把人类的婚姻、生育这种复杂的情感行为纳入冷冰冰的经济逻辑，让人感到像是对人性的“冷酷手术”，但这种分析的普遍解释力，又似乎让人不能不折服。但个体的理性选择却也往往容易导致违背人类发展理性的“集体无理性”，奥尔森（M。Olson） 所揭示的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很多社会领域重演，生育过度抑制的现象是这样的戏剧之一。
中国大葱与日本电器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家庭里电器的脱胎换骨，最初都是在日本产品的笼罩下。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日本访问回来的亲戚送给我一部很小巧的日本索尼录音机学英语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日本电器产品，此前就见过别致的日本尖头筷子。那精制的“日本制造”当时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中国国产的录音机黑乎乎的，有砖头那么大。我家里使用的第一台电视、冰箱、录像机、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等，几乎都是日本的产品。我儿子玩的电子宠物和电子游戏也是日本的。松下、索尼、东芝、三菱等日本株式会社，都是中
国新一代耳熟能详的名字。日本电器的性能、质量、精巧和使用方便，是很多其他国家的电器都无法比拟的。
中日之间人员和贸易的往来越来越多了，我很想知道在日本人的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中国产品是什么？当我就此问题询问熟悉的日本朋友时，他的回答简短而使我愕然：“中国大葱。”我问为什么，他说中国的大葱不太辣并带甜味，做菜香，白色的葱颈很长，而且很便宜。我说还有什么？他说大概还有布制玩具，听朋友介绍过，但自己没有买过。我听后默然，心想中国的大葱和日本的电器，这大概就是中日之间在经济技术上的实际差距，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
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味道很好的大葱在日本市场上卖的比日本大葱要便宜很多。据说，出口日本的大葱，在山东每公斤的收购价是14日元（约1元人民币），是中国国内市场价格的两倍。经过包装、运输、销售，在日本批发价已提升到103日元，可是，仍比日本国产大葱的200日元便宜得多。不仅中国大葱价格是日本国产的半价，中国鲜香菇价格更是日本国产的三分之一。
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偏低的现象一直存在，有的说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恶性竞争。在贸易会上，同样的中国产品，为了出口创汇，这家卖一元，那家就降到一角。更经典奇特的例子是，中国的外贸官员去美国，发现那里出售的经香港转销的中国雨伞，比中国国内还便宜，都快成了一次性雨伞了，但回来后一查，商家回答说这项贸易中中国商家、香港商家和美国商家都赚了。即便有出口退税，按说也不会出现这种违背经济常理的现象。这里如果不是存在虚报出口数量骗税等猫腻的存在，就是因为当年货币汇率官价市价的差异或外币供给的短缺。
像大葱这样的中国产品，价格便宜自然与中国劳动和生产成本低廉有关，但消费者的市场选择，考虑的都是产品性价比，不会去考虑和计算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的大葱质良价廉，而且包装都是按日本批发商的要求特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高价大葱还能卖的出去，肯定有其他的心理因素在影响价格，这就是产品信誉，或者说对“日本制造”的国民信任。比如说日本消费者会认为，日本的大葱虽然比较贵一些，但属于绿色产品，而中国的大葱保不准会使用化肥、农药和污染的水。
到日本后，发现有件事日本与中国截然不同。在中国国内，进口货都是贵的，国产货都是便宜的，而在日本，一般进口货都是便宜的，国产的都是贵的。日本自己制造汽车电器，这类东西几乎不需进口，但是由于国土狭小，除了米能自给自足外，几乎所有蔬菜水果以及肉类都要大量从中国、菲律宾、美国、韩国、墨西哥、印尼、新西兰等国进口，其中中国货种类最多，价格也最便宜。日本的国产牛肉价格比进口牛肉高好几倍。超市里的日本产食品，都印有“国产”的字样。而在中国，情况正相反，“进口货”在中国几乎就是高档商品的代名词，市场上存在的大量“水货”，都是国产商品假冒外国名牌。
尽管价格便宜，但中国的出口能力的确在增强。在日本的日用品市场上，到处都能看到来自中国的商品。从服装、鞋帽、箱包到不锈钢制品和玩具，日本市场上的中国商品有直逼韩国商品的趋势。日本家庭主妇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十几年前使用中国商品，那是生活档次低的表现，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不过我还是搞不懂，中国已经有那么多外汇储备，2003年达到了4 000多亿美元，仅2003年一年，就增加了1 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上还在施压让人民币升值，外汇的储蓄利率又那么低，大量的外国热钱都往中国跑，中国的一些商品还不计成本的“出口创汇”干吗？例如在日本的百元店（类似美国的1美元商店），从中国进口的一次性木筷，100日元一大袋，发达国家都立法禁止采伐自己的树木，中国森林覆盖率那么低，还采伐树木制成这种极廉价商品出口换汇，真不知怎么进行的经济社会核算。有些日本人甚至嘲讽地说，买中国的一次性筷子当原料制造成高档纸张再卖到中国去都能赚钱的，因为原料好。
不过不服也不行，日本的产品不仅质量好，经久耐用，工艺精致，而且制造商肯动脑子，在产品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充分地为消费者考虑。“日本制造”就是一个品牌、一种商标，一种具有高额收益的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中国人总以为自己只是在电脑芯片之类的尖端技术上不行，实际上是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就有差距。我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看到众多小企业生产的包括刀叉餐具在内的五金制品行销世界，你说那刀叉有多少尖端技术，但人家追求的就是一点一滴上的绝活。中国高档装修市场上的卫生陶瓷需求量那么大，但高档的宾馆和家庭装修用的卫生陶瓷却都是美国公司的American Standard系列产品和日本公司的Toto系列产品。你说这卫生陶瓷还能比卫星上天的技术高，何况中国还是号称有几千年制作历史的陶瓷大国，China在英文里的意思就是瓷器。可中国制造的卫生陶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跑冒滴漏，你让消费者怎么办？
日本制造商为消费者着想是很用心的，一个简单的方便面发明的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1958年，“方便面之父”、现年90多岁的日本日清食品株式会社社长安藤百福先生当时已经48岁，他在上下班的路上看到人们排队等着吃热面条，就决心发明一种方便的面条食品。他买来一台轧面机，反复试验，几经失败，最后发明了现在这种“方便面”。小小的方便面可能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代表了一种方便消费者的职业精神。如今全球方便面年销量达到400亿份以上，方便面在日本被评为20世纪日本十大名牌产品之首。日本日清公司如今也已经发
展成为一家国际知名的综合性食品企业集团，集团在日本以外拥有25个子公司或生产基地，2000年度日清集团全球净销售额达到3 000亿日元（约为28亿美元）。
中国的制造商可能至今也没有真正理解，制造品牌蕴涵的巨大差距，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且中国为这种差距付出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