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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么多年，日本经济泡沫基本已经挤干，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23家家电企业设备投资额突破了1万亿日元，使这一行业成为与电力、通讯并列的设备投资大户。第三，这次也不是“经济指标好社会指标不好”。2003年日本企业倒闭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4。6％，为近四年来首次减少，同时日本的失业率也实现了十三年来的首次下降，就业形势的好转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人气开始重新趋旺。根据日本中央银行发布的经济预测，无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大都对前景表示乐观。第四，此次日本经济恢复的另一大特点是，不是“政府热民间不热”。以往日本经济的恢复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以此带动建筑、运输、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但是自小泉政权上台以来，由于中央财政紧张，加之小泉将削减公共投资作为其经济和财政改革的重点，所以公共投资呈压缩态势，因此这次增长主要靠民间企业启动的投资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三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其中制造行业的资本支出预计增加7。2％，非制造类企业增长0。8％。从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受到日本媒体的广泛重视。两年前还在热衷于谈论“中国威胁”的日本媒体，现在都在谈论日本和中国经济上的“双赢”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对日本经济复苏的重大意义。
2003年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 33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比上年增长了33。2％，进口额增长13％。中国大陆加上香港和台湾，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日贸易的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为特征的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包括建筑机械、汽车及零配件及包括数码相机在内的各种电子产品。2003年日本手机、音像设备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0％以上，超薄等离子和液晶显示电视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30％，汽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0％以上，汽车零部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90％。松下、佳能、日立、三洋、夏普、理光等厂家在中国的投资都取得了很好的回报。由于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样一些产品的需求和消费量在增大。特别是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奥运会，2010年将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些活动都使日本企业看到众多商机，因为奥运会在日本和韩国首次举办时，都成为它们自身经济发展飞跃的一个标志性时间。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发表评论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口商品的大幅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角，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不算很大，但其对世界经济的牵引作用已经接近美国，甚至可以说，已进入“中国打个喷嚏，日本经济也要感冒的时代”。
日本钢铁、建筑机械、海运、电子电器、机床、汽车及其零部件等行业对中国机械设备出口的剧增，促进了中国这些行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迅速复苏，推动了中国衰落多年的钢铁、海运、造船、大机械制造等所谓“夕阳产业”恢复元气。日本的丰田、日产和本田等各大汽车生产厂家在观望多年之后，决定正式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因此，日本汽车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将持续大幅增长。
关于一直争论不休的中日两国贸易平衡问题，《朝日新闻》这次也心平气和地说，从日本政府的统计来看，日中贸易使日方逆差，但这主要是日本方面的统计方法问题，因为日本没有把通过香港转口中国内地的出口商品包括在内，如果把日本向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出口计算在一起，2003年日本方面则出现了1。2万亿日元的顺差。
当然，日本大公司争先恐后地去中国大陆投资，也使日本方面对国内“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20世纪80年代作为汽车大国的美国被日本汽车业迅速追上，也曾一度出现令美国人苦恼的“产业空心化”，但美国市场有庞大的迁不走的房地产业的支撑，现在同样要面对中国和韩国市场竞争的日本，经济将如何转型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曾任富士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现任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综合研究部副部长杉浦哲郎，新近出版了一本《日本病》，认为日本经济“结构改革”面对的深层问题是“制度疲劳”。在他看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革新的进展，从高速增长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支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变得与时代的步调不适应了，从而引起日本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也是目前日本之所以要进行“结构改革”的基点。关于“制度疲劳”，是指那些日本二战后，面对劳动力不足，为了稳定劳动力而确立的日本式企业制度，如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
列制”、“企业内工会制”等，这些制度在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威力，但是当它变成一种僵硬的模式后，则变为企业调整经营和降低人工成本的障碍。不过这一点在日本还有很大的争论，很多经营较好的大公司坚持要维护自己的“优良传统”。另一个“制度疲劳”的典型例子是过去日本的“主银行制度”，长期以来日本企业的资金筹措主要依赖“主银行”的间接金融，而不是主要运用资本市场筹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这种金融结构对于企业获得稳定的资金供给以进行长期设备投资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今日本企业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银行因拥有大量不良债权而无力继续保证企业所需的资金供给，一些有发展前景的风险投资难以得到所需的资金供给。
不管日本经济是否会真的再次崛起，认真分析日本深层的社会生活得出的判断是，日本经济正在调整和进行新的转型，它可能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但绝不是“衰落”和“沉没”。
日本和中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用中国增长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因为日本的经济总量规模是中国的四倍以上，而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且人口总量没有什么增长，所以日本经济增长1％，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增加额就相当于中国经济增长4％以上，如果增长2％则相当于中国增长8％以上，按人均计算的绝对增加值差距就更加巨大。当然从日本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巨大的地区发展差距，按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20年后沿海的2亿多人的发展水平会成为一个难以估计的力量。
“一亿总中流”与“中流崩溃”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在社会学中，庞大的中产阶级一直被作为现代民主、富裕、发达社会的人群结构特征。日本的学界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对中产阶级的研究。总共1。26亿人口的日本，当年却号称“一亿总中流”，日本人都为此而感到自豪。现实的数据也表明，日本相比而言，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小，生活水平的均等化程度较高。
在日本的近代史上，关于对中产阶级的认识以及现实中的中产阶级的实际状况发生过几
次大的变化。早在19世纪下半叶的明治维新时期，具有革新意识的知识精英们从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变化中体会到，中产阶级将是未来社会的主流，他们提倡以中产阶级作为标准阶级，使下层阶级逐步改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平等化过程，以减少快速发展和变化中的社会矛盾。在这个时期，“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是比较古典的含义，即表示一个以收入和财产划分的中间阶级。
古典中产阶级也称为“旧中产阶级”。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产业资本获得较快发展，一些原来在生活底层的人群成为拥有一定财产的“新富阶级”，并形成不同于传统贵族的自身生活方式，居住在东京山手地区的“山手阶级”成为旧中产阶级的象征符号。但是，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旧中产阶级的人数还是相当有限，甚至被西方学者称为“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
二次大战后，日本在1950年代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大幅度提高，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白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