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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更糟糕的是，不仅这些作曲家忍受了痛苦，还有热情地用灵魂演奏他们作品的那位姑娘，因为她知道她就要死了。而我难道不同样也会死吗？为了能以她的那种同样热情演奏我的生活乐曲，我把我的灵魂留在了何处呢？”
伊戈尔医生默默地听着。看来，他所想的一切都正在得到验证，但要完全肯定尚为时过早。
“我把我的灵魂留在了何处呢？”马莉又问了一遍，“留在了我的过去，留在了我所期望的那种生活之中。我把我的灵魂囚禁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里：有一个家，有一个丈夫，有一个我想摆脱却又从没有勇气去摆脱的职业。
“我的灵魂一直留在我的过去，但是今天它却热情洋溢地来到了这里，我在我的身上重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知道，我花费了三年的时间才明白了生活正把我推向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而我不愿意去走这条路。”
“我认为我正发现您有了某些好转的迹象。”伊戈尔医生说道。
“我无需提出离开维莱特的要求，只要我走出大门就可以永远不再回来。但我需要把这一切讲出来给某个人听。现在我要告诉您，这个姑娘的死使我理解了我该怎样去生活。”
“我认为这些好转的迹象正奇迹般地变化为痊愈。”伊戈尔医生笑着说道，“您打算怎么办？”
“吉萨尔瓦多，去照顾那里的儿童。”
“无需去那么远的地方，离这儿不到两百公里就是萨拉热窝。战争已经结束，但问题还继续存在。”
“那我就去萨拉热窝。”
伊戈尔医生从抽屉取出一张表格，小心地填好，然后站起身，把马莉领到了门口。
“愿上帝保佑。”他说道，随即便转身回到诊室，并立刻关上了门。他不愿对他的病人们产生什么感情，却又一直无法避免。维莱特将会缺少了马莉。
埃杜阿尔德睁开双眼时，韦罗妮卡依然还留在那里。最初几次接受电击之后，要经过很长时间他才能够回忆起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说到底，这恰恰是电台所要达到的治疗效果：造成部分记忆缺失，使病人忘记困扰他的问题，从而变得更加安静。
然而，随着电击的次数不断增加，其效果就难以持续很长时间了，埃杜阿尔德很快便认出了韦罗妮卡。
“你睡着的时候讲到了天堂的幻影。”韦罗妮卡边说边用手抚摩着他的头发。
天堂的幻影？是的，天堂的幻影。埃杜阿尔德望着韦罗妮卡，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她。
就在这时，一名女护士拿着注射器走了进来。
“你现在该打针了。”她对韦罗妮卡说道，“这是伊戈尔医生的命令。”
“今天我已经打过了，我不会再打任何针。”韦罗妮卡说道，“我也不想离开这里。我不会服从任何命令、任何规章，不会做任何你们想要强迫我做的事情。”
女护士对这类反应似乎已习以为常。
“可是很不幸，我们一定要给你注射兴奋剂。”
“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埃杜阿尔德说道，“让她打吧。”
韦罗妮卡挽起毛线衣的袖子，女护土给她打了一针。
“好孩子。”女护士说道，“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阴森的病房，到外面去散一会步呢？”
“你在为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感到羞愧吗月当两个人漫步在花园时，埃杜阿尔德问道。
“曾经羞愧过，但现在我为此感到自豪。我想了解天堂的幻影，因为我曾非常接近过其中的一个。”
“需要朝更远的地方看去，在维莱特楼房的那一边。”埃杜阿尔德说道。
“那你就看吧。”
埃杜阿尔德向后望去，他要看的不是病房的墙壁，也不是住院病人静悄悄散步的花园，而是另外一个大陆的一条街道，那里或是雨水很多很多，或是一滴也不落。
埃杜阿尔德嗅到了那块土地的芳香——时值旱季，灰尘钻入他的鼻孔，使他感到惬意，因为感觉到土地的气息就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十七岁的他骑着一辆进口的自行车，刚刚驶离巴西利亚的一所美国中学——所有外交官的孩子都在这所中学读书。
他讨厌巴西利亚，但是喜欢巴西人。两年前，他的父亲被任命为南斯拉夫驻巴西大使，当时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国家会发生血腥的分裂。那时候米洛舍维奇还在执政，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生活着，力求超越地区冲突而和睦相处。
他父亲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恰恰就在巴西。埃杜阿尔德所梦想的乃是海滩、狂欢节、足球比赛和音乐，然而他的居住地却是远离海边的首都。这个首都仅仅是为政客、官僚沙D 交官及其子女们而兴建起来的，但这些子女却不知道在这种环境中该去做些什么。
埃杜阿尔德讨厌住在那里。他整天埋头学习，并力图与班里的同学建立起联系，但却未能成功。他努力寻求一种可以使他对汽车、运动鞋、名牌服装、年轻人之间惟一谈论的话题产生兴趣的办法，但却没有找到。
偶尔也有节日聚会，喝得醉酸酶的小伙子们集中在大厅的一侧，装出一副无动于衷模样的姑娘们则集中在大厅的另一侧。总有毒品流传，埃杜阿尔德实际上已经尝试过所有可能得到的各种毒品，却从未对其中的任何一种产生兴趣。毒品使他时而过于兴奋，时而过于昏沉，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兴趣。
家里人很是感到不安。他们需要对他加以培养，使他也能从事父亲的职业。虽然埃杜阿尔德具备几乎所有必需的才智——求知的欲望、良好的艺术兴致、学习语言的能力、对政治的兴趣——，但却缺少从事外交活动的一种基本素质，即他难于与其他人进行交往。
尽管父母亲常带他出席节日聚会，尽管他们为他在美国中学的朋友们敞开了家庭的大门，尽管每月交给他一笔可观的费用，埃杜阿尔德仍然极少带人到家里来。一天，他的母亲问他，为什么不带他的朋友们来吃顿午餐或是晚餐。
“我已经知道了所有运动鞋的牌子，我已经知道了所有轻易就能与他们上床的姑娘的名字，我们已再没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可谈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位巴西姑娘的出现为止。当儿子开始外出二并且很晚才回家的时候，大使及其夫人都比原来安心了。谁也不确切地知道他与这位姑娘是怎么相识的，但有一天晚上，埃杜阿尔德把她带回到家里吃了晚饭。姑娘颇有教养，大使及其夫人都感到很高兴。他们的儿子与生人交往的才智终于得到了开发。除此之外，两个人还都想到——但彼此并未交流过——，这个姑娘的出现卸去了压在他们肩上的一个沉重负担：埃杜阿尔德不是个同性恋者！
他们像未来公婆那样对玛丽娜（这是姑娘的名字）十分亲切，尽管他们知道两年之内他们将被调往另外的地方去任职，而且巴西是个充满异乡情调的国家，他们根本不想让自己的儿子与当地的某个女人结婚。他们的计划是让儿子在法国或德国遇上一个家庭境况良好的姑娘，能体面地与儿子共度美好的外交生涯——大使正为儿子能进入外交界在做准备。
然而，埃杜阿尔德对这位姑娘的热恋却显得日甚一日。母亲忧心冲忡，就跟丈夫谈起了这件事。
“外交艺术在于要让对手产生期待。”大使说道，“初恋可能永远不会被忘怀，但又总会结束。”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埃杜阿尔德彻底变了。他开始往家里带回一些莫名其妙的书籍，在自己房间里堆起了一座金字塔，每天晚上还和玛丽娜一起焚香，全神贯注地几个小时望着钉在墙上的一幅怪异的图画。埃杜阿尔德在美国中学的成绩开始下降。
母亲不懂葡萄牙语，但可以看明白这些书籍封面上的图案：十字架、火焰、被吊起的女巫、异国的象征物。
“我们的儿子正在阅读一些危险的书籍。”
“巴尔干半岛正在发生的事情才是危险的。”大使回答道，“有消息说，斯洛文尼亚地区想闹独立，而这可能会把我们卷入一场战争。”
但埃杜阿尔德的母亲根本不关心政治，她要知道的是自己的儿子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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