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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莉没有理睬。她走进办公室，拿起她的手袋和私人物品，然后对女秘书说，现在她要回家去。
“可是已经预定了许多会面！”女秘书不满地说道。
“你不要下命令，而是接受命令。你就完全照我现在的吩咐去做：取消所有的会面。”
女秘书目送马莉离开了办公室。她给马莉当秘书快三年了，这个女人一向温文尔雅。大概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也许是有人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正和一个情妇在家里鬼混，她想去当场捉好。
“她是个出色的律师，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女秘书对自己说道。可以肯定，明天马莉律师就会向她道歉。没有明天。当天夜里，马莉和丈夫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各种异常现象。两个人一起得出了结论：出冷汗、惊异、无力、不能自控，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恐惧。
丈夫和妻子共同探讨了正在发生的情况。丈夫认为妻子的脑部长了一个恶性肿瘤，但没有讲出来。妻子猜想这是要发生某种可怕事情的先兆，但也没有说出口。他们以成年人的逻辑和理性寻找着可供谈话用的共同之点。
“也许最好你去做一些检查。”
马莉同意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任何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不能知道这件事。
第二天，马莉向律师事务所申请三十天的无薪假期并被接受。丈夫本想带她去奥地利，那里有治疗脑科疾病的著名专家。但是马莉不肯离开家——现在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发病的时间越来越长。
马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服用了镇静剂，才与丈夫来到了卢布尔雅那医院。马莉接受了一连串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一个动脉瘤也没有发现——，这使马莉在以后的岁月里安下心来。
然而，恐惧的袭击依然如故。当丈夫忙于采购和做饭时，马莉每天都强迫自己对房间进行清扫，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她开始阅读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精神病的书籍，但随即又停止阅读，因为书中所描写的每一种病都似乎与她的相吻合。
最可怕的是，虽然发病已然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但即便这样，她也依然感到恐惧，对现实感到惊异，无法控制自己。除此之外，她还开始对丈夫的处境感到自责：丈夫不得不加倍地操劳，取代她承担起家庭主妇的事务——清扫房间除外。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马莉开始感到并流露出一种激烈的暴躁情绪。无论什么事都会使她失去平静和大吵大闹，最后又总是忍不住地哭上一场。
三十天之后，马莉办公室的同事来到了她的家中。他每天都打电话来，但马莉或是不接电话，或是让丈夫回话说她正有事忙着。那一天下午，同事直接投响了门铃，一直等到马莉把门打开。
当天上午，马莉的心请很平静。她为同事准备了一杯茶，两个人谈起了事务所的情况，后来同事问她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我再也不回去了。”
同事回忆起那次有关影片《萨尔瓦多》的谈话。
“您总是把事情做到最好，您有权选择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听完这一番话，马莉失声痛哭起来——现在她通常十分轻易地就会如此。
同事一直等到她平静下来。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他什么都没有问。他知道，此时此刻，沉默比提问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一个答案。奋果然如此。马莉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情况，从电影院里发生的事情一直谈到最近她对丈夫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而丈夫却是那样地支撑着她。
“我成了一个疯子。”她说道。
“这是一种可能。”同事回答说，流露出已明白了一切的神情，然而声音却十分柔和，“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两件事可做：或是去治疗，或是继续病下去。”
“像我现在的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我还能完全控制大脑功能，我所以感到紧张是因为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并没有精神病的惯常症状，比如缺乏现实感，比如对一切都失去兴趣；或是禁不住要伤害他人。我只是感到恐惧。”“所有的疯子都说他们是正常的。”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马莉又为同事添了一些茶。他们谈论天气，谈论斯洛文尼亚独立的成果，谈论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现在出现的紧张局势。马莉整天看电视，对这一切都十分了解。
辞行之前，同事又提起了治疗一事。
“市里刚刚开办了一所疗养院，”他说道，“外国人投的资，具有发达国家一流的治疗手段。”
“治疗什么？”
“可以这样说吧，治疗各种失衡。过分恐惧就是一种失衡。”
马莉答应考虑一下这件事，但并未做出任何决定。她又继续被恐惧侵扰了一个月，最后终于明白，不仅她的生活，而且还有她的婚姻，都正处于崩溃之中。她又服用了一些镇静剂，并大胆地走出了家门——这是六十天之中的第二次。
她乘坐一辆出租汽车，一直来到新开办的那所疗养院。路上，出租汽车司机问她是不是去探望什么人。
“听说那里面非常舒适，不过也说疯子们都很狂暴，还说治疗办法包括使用电击。”
“我去探望一个人。”马莉回答说。
仅仅一个小时的谈话，就足以使她两个月来所受的折磨走到了尽头。院长是位高个子男人，头发被染成了黑色，应诊时使用的名字是伊戈尔医生。他向马莉解释说，她所患的只是一种恐惧综合症而已，这种病刚刚被世界精神病学年鉴所承认。
“这并不是说它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他很细心地解释说，以使对方能完全听懂他的话，“问题是患有这种病的人通常都加以隐瞒，生怕被别人混淆成是个疯子。其实如同压抑症一样，它仅仅是机体化学物质的失衡。”
伊戈尔医生为她开了一张处方，并让她回家去。
“我现在不想回去。”马莉回答说，“虽然您对我讲了这么多，可我仍然没有勇气到街上去。我的婚姻情况变得一团糟，找的丈夫两个月来一直在照顾我，我需要让他也缓口气恢复一下。”
鉴于股东们希望收容所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和往常发生这种情况一样，伊戈尔医生接受了马莉的住院要求，虽然他已明确表示没有这种必要。
马莉服用了对症的药物，再加上心理治疗，症状逐渐减轻，最后便彻底痊愈了。
然而在此期间，马莉入住疯人院的消息不胜而走，传遍了卢布尔雅那小城。她的同事——她多年的朋友，与她一起不知共同度过了多少欢乐与忧虑的时刻——前来维莱特探访她，称赞她有勇气接受他的劝告和寻求帮助，但随即便讲出了他此行的原因。
“也许现在您真的到了退休的时候了。”
马莉听懂了这句话后面的含义：谁也不愿将自己的事务委托给一个曾进过疯人院的律师。
“您讲过，工作是最好的治疗方法。我需要回去，哪怕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
马莉等候着同事的回答，但是对方却一言不发。马莉接着说道：“是您建议我来这里治疗的。当初我考虑退休的时候，本想要功成名就地光荣离去，完全是自愿和自发的。我不想因为失败而放弃我的工作，请您至少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恢复自尊自重，到那时，我会主动要求退休。”
她的同事清了清喉咙。
“我建议您来治疗，并没有建议您住院。”
“可这是个关系到我能否生存的问题，当时我根本无法出‘1 上街，我的婚姻也眼看就要完结。”
马莉知道自己正在白费口舌，无论怎样她都不可能说服时方——归根结底，这会使事务所的信誉承受风险。尽管如此，她还是又尝试了一次。
“我在这里接触到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没有机会重返社会；另一种是已经彻底痊愈，但却宁愿装成疯子，目的在于不必去承担生活的责任。我愿意而且也需要重新珍视自己。我应该说服自己，我有能力做出决定。我不能被推到不是我所选择的道路上去。”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犯许多的错误，”身为律师的同事说道，“但有一种除外：把我们毁掉的错误。”
再谈下去也无济于事。在她的身为律师的同事看来，马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两天之后，她被通知说又有一位律师前来探访她。这一次的律师来自另外一个事务所，该事务所被马莉现在的前同事们视为最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