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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422页）葛兰西的标准十分宽泛，在他看来只要条件具备，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例如他认为“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同上，428页）。班达则相反，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撮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哲人之王”。他们人数不多，也无法以例行的方式培养出来。他们是能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尤其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才是他们的本色。”（12~14页）萨义德综合了葛兰西“知识分子”面向公众的世俗性和班达“知识分子”特立独行，代表弱势群体以及向权势者说真话的批判性，形成了他自己的知识分子观。也正是在这种综合认识下，萨义德始终面向社会大众对美国主流社会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进行批评，对世界上一切形式的专制和不公正予以严厉的谴责，不管它们是来自西方还是阿拉伯世界。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单德信在与萨义德讨论该书中文本的翻译时，萨义德问他是否看过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电影《空军一号》，单说没有。萨义德就认为应该去看，他说该片是他这辈子“所看过最具意识形态的电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片中不断强调美国的象征。”（110页）当时整个西方社会很流行着“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西方社会在突然失去了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有些茫然失措，学者圈中如亨廷顿在1993年夏季号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和福山出版他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都是这种反应。《空军一号》正是反映冷战结束后这种思潮的一部好莱坞大片，片中的敌人不再是俄国人而是中亚人，一句话，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文明冲突。萨义德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今天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来看，尽管出现了全球一片的“反恐”浪潮，意识形态之争依然存在，只要看看中美关系之间存在的许多问题就可以明白。顺便说一句，我很喜欢《空军一号》这部片子，看到萨义德的评价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我想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意识形态宣传，使我们丧失了萨义德的那种思维的敏感。萨义德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最该谴责的就是他们逃避政治的行为。（84页）作为一位在美国学术圈中有影响的学者，他公开指责美国的文化霸权和1992年海湾战争是“石油和战略力量”的帝国主义本质（81页），是不是很有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味道？这里他恐怕不仅仅是具有挑战强权的道德上的勇气，而是他把自己真正看成了是一个“不应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75页）的“知识分子”。
说到这里，我发现萨义德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观点，这就是他主张“要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75页）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大众心目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否经过学校的训练，毫无疑问的他应该是专家。萨义德的观点显然是葛兰西看法的一种引申。他的立论非常的简单，他说，专业人士必定受制于圈子内部的价值观或“政治语言和观念结构”，他们对被圈子抛弃存在着恐惧；在他看来，所谓的“专业”是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65页）萨义德举了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例子。在西方文明的价值观里，熟悉西方民主理念的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是赞扬的，对美国虐待印第安人和黑奴是批判的，但是在面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展开野蛮的绥靖之战时，托克维尔就采取了双重标准，认为伊斯兰教属于低劣的宗教，必须加以规训。萨义德认为业余人士由于较少受到专业圈内存在的种种诱惑，能够守住言论自由的堡垒，能够向权势说出真相。因为“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而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67页）一句话，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只有是一个“业余人士”，才能出自良心来质疑权势而不会屈从任何势力。
西方从近代社会开始，一直努力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线。从福柯开始，知识与权力的界线就模糊了。福柯是一个认为权力和知识密不可分是一回事的人。在福柯的眼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通过专业分析，对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心理习惯并参与政治意愿形成的人。（福柯：《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47页）萨义德深受福柯影响，他认为业余者才是更好的知识分子，恐怕就是吸收了福柯知识就是权力的论点。由于权力本身存在诱惑以及种族文化等问题，使他又不满意福柯的主张（111页），认为做一个知识分子业余者要优于专业人士。其实资产阶级在建立专政之后，何尝不知道权力即知识，知识即权力呢？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划清界线，鼓励自由知识分子批评国家和权威，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精心设计的结果。只要看看普鲁士德国就知道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我们知道马克思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非常的愤怒，就是这样一个专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也仍然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思想、学术和言论的自由。这当然不是说资产阶级有多么的开明，而是这样做符合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利益。其中的奥妙就如洪堡在为普鲁士大学所拟订的章程中所说，允许知识分子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的“意义在于，它能为国家和社会保持一支校正力量，以便能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力量的东西，就一定能将这个社会引向一个绝对健康的方向上去。”（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62页）萨义德连这一点都不满意，是因为他怀疑专业知识分子在圈子的约束下面，未必能够产生出班达所推崇的那种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专业的眼光中，更加注重的恐怕只会是行业利益，因此反而不如业余者。
我想，在西方背景下面，萨义德的观点可能有他的道理。但是如果按照他的观点来看中国，恐怕能够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应是寥寥无几。首先，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当成人人可以为之的事业，萨义德发扬光大又加上了一个“业余”的定义，这不仅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得不到支持（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定义就是余英时所讲的“士”，他们不是“业余”人士），在民间社会也得不到认同（民间通常认为知识分子也就是有知识的人，或者简单地就等于“专家、学者”），总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或使命是远远在普通人之上的（不算“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的那段时间）。今天的情况也还是如此。其次，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基本就没有萨义德所认为的适合知识分子生存的“业余”环境，人人都有一个单位（近些年来情况可能有点变化）。但是从萨义德的另外一个判定知识分子的
寒冬心灵中的心灵寒冬
■ 张宝明
“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萨义德在《寒冬心灵》中如是说。当我将《知识分子论》逐字逐句地读完时，我便更清楚地知道：其实，寒冬心灵透露出的精神世界是作者正在经受着的心灵寒冬。
作为一位出生于耶路撒冷、移民于美国的知识分子，其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精神家园的巨大反差使他在自己的学术与思想生涯中一直执著地“破执”一件事情，这就是对“一”的破执，他希望这个破执能够给以势压人的强权世界带来冲击，带来多元的精神“对位”。
在知识分子问题倍受关注的今天，关于“知识分子怎么了”的困惑质问，关于“知识分子是什么”的角色询问，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的责任拷问无不困扰着我们。要回答这“三问”，我们在萨义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