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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人民的功夫、和而不同的海量。
３＋Ｘ：国家、西方、市场间的文艺琐谈（上）
■ 黄纪苏
作为高考科目形式的3＋X，它的得数等于一条条小命的未来，广大学生的父母叔婶见了这样的题目，岂有不把老眼睁圆的？可睁圆了，我得赶紧解释，此3＋X非彼3＋X；不过，此3＋X虽然不同于彼，却也事关千家万户，可以说，每一条小命老命的三世都跟它息息相通；读者冲小3＋X而来，得一大3＋X而去，这样的错误当然就不叫“错误”了。
我要讲的“3”，是国家、西方、市场。左右中国现状、影响中国未来的因素有无数，但它们作为三种最基本的力量，构成子中国各类公私生活的三维空间。“X”是变量，我们可以代入任何一个生活领域。就以上海人最关心的股票这个X为例吧，国家领导人跟美国总统，也就是国家跟西方一握手，中美合资股的市值就会上扬。如果手握得又紧又长，那股指就不是“上扬”而是“飚升”了。对于有关股民来说，自己娶媳妇甚至包二奶的钱就有了。再以餐饮业的X为例，看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去年北京开了家餐馆，服务员一水的日本皇军打扮，帽子后面有屁帘，鼻子下面有仁丹胡——要是开张那天请那个电影明星小姐擎日本军旗在前面走猫步，纠夫太郎们在后面走正步，一定美不胜收。这本来是典型的市场行为，但跟国家意识形态发生矛盾，所以媒体曝光后，工商局勒令店家整改。人家没两天就整改完毕，重新开了业。据记者报道，没进门屋里就传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进了门，引座沏茶的是阿庆嫂李铁梅，端盘子撤盘子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市场与国家达成妥协，皇军一变成抗日的队伍，结果是店老板一度中断的流水又川流不息起来。
我选的X是戏剧，就是想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看看三种力量这些年的消长与互动。不过首先需要作两点声明：第一，我所谓“戏剧”，大体上指“话剧”舞台而非戏曲舞台上的戏剧；我的议论所依仗的，是北京一地的观感，而且其中不乏道听途说。第二，观察3，戏剧的角度代替不了其他角度。过去男女搞对象第一次见面，不少人都随身带来一个考察小组，组员前后左右坐定，比中组部选拔干部观察得还要细致全面。我这回也给戏剧配备了几位参谋，包括通俗歌曲、现代主义绘画诗歌诸位。
“文革”后期社会上流行革命歌曲重新填词，例如《农友歌》被填了“有一个老头六十多呀，六十多呀，坐在炕上……儿媳妇正从门前过呀”；《卖花姑娘》则被填了“交个朋友没有关系，只是有个小问题，若是有了小宝贝啊，你我都要进分局”。少年社会对毛时代的解构，早在《班主任》《孩子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文革”十年响彻中国的歌曲，除了横眉就是立目，以至到后来老百姓见了獐头鼠目都觉得别致新颖。所以，当邓丽君珠圆玉润地一出现，只要是耳朵几乎都被俘虏了去。小邓丽君如雨后春笋，录音机也普及到干家万户。风满帆涨，通俗歌曲市场你不起锚它也要启航。在意识形态各个部门中，通俗歌曲之所以第一个被起了锚，从“阵地”变为“产业”，不光是因为“小妹妹”符合国家奉行的消费主义总路线，也是由于气声哭腔之流距离代议制民主之类比别个都远。我们知道，中国的转型有两套次序，一个是为西方所属意、为知识精英所鼓吹的先上层建筑后经济基础；另一个是政治精英别无选择的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朝三暮四也好，朝四暮三也罢，得数反正都是建立一个唱收唱付的市场化社会。意识形态虽然迟早要统统“化”光，但必须从最不要害的部分化起，以便为书记通过双轨制、股份制、现代企业最终化为老板赢得时间。这就像从漏船上往海里一件一件抛东西：抛完小老婆还没抛亲儿子，船就抵达彼岸了。老郭兰英们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还想着为国家带路去查抄邓丽君们的市场。小郭兰英们就识时务多了，她们把音像市场让给小邓丽君们，一心向“主旋律”的晚会求发展。由各级政府负责结账的各类晚会，构成中国文艺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和艺人，你付名付利，我歌唱人民歌唱党。像中央电视台的一些重要晚会，由于能使小歌手一夜变成大歌星，具有再生父母的性质，别说收点买路钱了，就是提出养老送终的要求都不过分。这类晚会的基本功能当然是歌舞升平，与真正的时代精神差着好几里地。不过凭心而论，像民族歌舞民族音乐之类，亏得有这么个国家垄断市场才得以苟延残喘。
摇滚乐一度跟国家关系有点紧张，摇滚青年在中国刚亮相的时候，看着确实像美军空投下来的。崔健把革命歌词跟摇滚节奏嫁接在一起，别说老革命了，谁也听得出“别有用心”。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世俗理性的普及，“滚爷”们再用咆哮癫痫似的唱、念、做讴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听不出歹意了——当然也听不出诚意。
再说美术。八十年代西方对中国画布的影响要比对绕道港台的曲调更观念更直接，当然也就更扎眼。如果要分门别类的话，当年的“星星画展”应该跟西单民主墙分在一个小组；而那次“人体艺术展”也肯定是距体改委近而离美术馆远——虽然它是在美术馆举办的。国家与西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剑拔弩张，分析其中原因，除了世界社会主义大厦将倾、文化精英要改换门庭的总背景，似乎还跟美术的市场化程度有关。改革初期国内不可能有发达的绘画市场。普通百姓，有限的收入要用它买吃的穿的，不大的墙壁要用它挂总理遗像和各种奖状。至于暴发户，这时都埋头于大鱼大肉，莫奈石涛连听都没听说过，绘画的赏玩与收藏尚属没影的事。这样，中国的新兴画家只好向海外或广义的西方寻找市场。‘他们虽然没有机会读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东方文化冷战的战略战术，但料定西方有钱人看社会主义国家肯定极不顺眼，于是设计打造各种适销对路产品。先是用非现实主义的画风来骚扰社会主义的现实。到后来闹行为艺术的时候，更把革命导师画在臀部，然后到西方镜头前野合。那时中国的各级美展，起着一个跳板的作用：由画过解放军战士勃勃英姿的陈逸飞打头，一个后空翻转身动作，干净利索地投入欧美收藏家的下怀——他画的那些如梦如幻的仕女，很像当年被解放军查封的青楼和豪门里的名花名嫒。其他画家紧随其后，也向西洋南洋溅起欢乐的水花。不过进入九十年代，富翁们经《格调》、《上海的风花雪月》以及“土大款金镏子”之类民间舆论的提醒栽培，已经知道用绘画装点新居了。发展到后来，有些贪官只收书画拒收人民币。这时有了闲钱的国家也前来订购城市雕塑。艺术家手里攥着本土订单，眼前的红（国家）黄（民族）两色真就不那么烦人了。
那天在书店翻阅最近的先锋画作，发现他们把肯德基炸鸡、美元、好像还有避孕套什么的拼贴在一起。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显然不复往日一听到大都会艺术馆就要立正的状况。从失眠的纯情少年变成流里流气的青年，说来也是一种成长。
四
电影向来是国家反“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战场，就是到了投资、生产、销售都由艺人商人一手操持的今天，许不许公演的图章还是牢牢把持在广电总局手里。国家对意识形态不同部门控制的宽严差等，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引起轩然大波的《走向共和》，其反思中国革命的保守主义思路在以书籍为媒介的学术思想界都徐娘半老了。这种“时间分裂”构成中国转型期的特有风景。再以裸体镜头为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把银幕上衣服脱到什么地步当作中国开放到什么程度的一个便利指标——说这些人耍流氓还不如说他们“讲政治”。有些电影编导为“现代化”着急，电影局只让女演员脱一尺一，他把人家脱到一尺二，审查便通不过，一压多少年，等别家都脱到二尺五它才解禁。还有反贪，这是九十年代以来广为老百姓喜爱的题材。广电总局的贪官标准和反贪局的不大一样。反贪局是有贪必究，无论职位大小；而广电总局几年前只许副省副部以下犯错误，这两年才上调到正省部级。一些为贪官提前加官晋级的电影电视编导于是麻烦重重。
在国家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