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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最后一部分发表完后，曾以两卷的形式出过单行本。萨克雷为此得了4000英镑稿费。记住，那是150年前的4000英镑。1854年秋，《纽克默一家》还在连载时，萨克雷曾申请不列颠驻华盛顿使团秘书职位。克莱伦顿勋爵告诉他，此位置已被占据。
1854年12月12日，萨克雷参加母校恰特豪斯学校的校庆晚宴，晚宴后他对邻座说：“我要把这些写进我的小说。”在《纽克默一家》第75章，大家真的读到这个场景。W。J。评论说，虽然萨克雷把他旧小说中的人物揉进这部新小说，但主要人物都是新塑造的。小说里自传的成分不少。萨克雷写《纽克默一家》时重读了《堂吉诃德》，主人公因此有堂吉诃德之风。评论家以为《纽克默一家》是萨克雷最好的作品之一，萨克雷自己却怀疑有没有那么好。他担心自己在艺术上没有创新。大散文家纽曼读了一两章后说语言风格不错。1856年的《牛津剑桥杂志》（OXFORD AND CAMBRIDGEMAGAZINE）发表了一篇据说很有趣的评论“论《纽克默一家》”。据说还是一位爵爷写的，称这部小说是萨克雷最伟大的作品。萨克雷死后不久，他的朋友爱德华·费兹杰拉德写道：“我连读《纽克默一家》数夜，像是听见作者在书中连连诉说；像是30年前在夏洛特街他来我楼上的房间，嘴里唱着小曲……”五天后，他又写道：“啊，《纽克默一家》优秀极了。”诗人丁尼生说《纽克默一家》和《亨利·爱思蒙》与《潘登尼斯》一样成熟甜美。
萨克雷1852年初次访美前夕完成并发表《亨利·爱思蒙》。这部传记体小说的续集《弗吉尼亚人》是他第二次访美回来后开始动笔的。他在美国交了许多朋友并对其中的一个说：“我要写一本以此地为场景的小说……两年之内不会动笔。收集材料至少要两年……题目叫《两个弗吉尼亚人》……场景选在弗吉尼亚。兄弟俩是主人公。其中一个战时站在英国一边，另一个站在美国一边。他们爱着同一个姑娘。”
1856年春萨克雷回到家。次年1月，尽管构思良久，他却怀疑自己该不该再写书。1857年竞选议员失败后，他决定回到书桌。三个月后，小说的第一部分发表。《弗吉尼亚人——上个世纪的一则故事》的最后部分发表于1859年11月。W．J．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虚构。书里那个叫人产生疑问的著名作家是历史学家普里斯柯特；那两把剑是他祖上的。普里斯柯特死后，根据他的遗愿，剑被转到麻萨诸塞图书馆。另一个美国历史学家莫特里在萨克雷写《弗吉尼亚人》时见过他。1858年5月底他这样描述萨克雷：“我相信你们都没见过萨克雷。他的外表婴儿般光滑白洁，头发卷曲如指环，亚麻色；脸圆圆的；小小的鼻子让人永远奇怪怎么能架得住眼镜；声音甜美但很尖，孩子般声嘶力竭；个子高而略驼背——英国伟大的‘势利小人’的特征大抵如此。他的举止像所有英国人一样——没有什么独创，跟他的同胞一个模式。他的言谈也没什么特别……萨克雷邀请我下个星期天一起吃晚饭（也就是今天）……很快就遛了，说是去写《弗吉尼亚人》。”一个月后，这位历史学家再次给妻子写信道：“早餐后我去大英博物馆——我埋头工作半小时，回头一看萨克雷坐在我边上翻看一堆旧报纸。他在写《弗吉尼亚人》第9篇连载。摘下眼镜看看我是谁后，立刻邀请我第二天一起吃晚饭（他见到谁请谁）。我没能接受邀请，倒是看了看他的手稿，小字写得清晰漂亮。随后我们各自忙活自己的研究。”
W．J．给“人人丛书”版《弗吉尼亚人》写的简介里穿插了另一个故事。作家菲尔兹在《昔日与作家》一书中记录了萨克雷完成《弗吉尼亚人》时的情形。那是1859年8月的一个晚饭时分。当天萨克雷请许多朋友6点到格林尼治饭店吃晚饭。一个小时过去，不见主人的影子。正当大家饥肠辘辘时，萨克雷突然出现，身上还穿着晨衣，手上的墨迹未洗。他高兴地通知大家，《弗吉尼亚人》的最后一页送去了印刷厂。他也不道歉，挨个同大家握手，请大家尽快就座。萨克雷完成作品的兴奋劲扫掉了大家的不快。11月，最后部分发表。与此同时，萨克雷已在酝酿着办《康西尔杂志》（THECORNHILL MAGAZINE）的事情了。
美国人读《弗吉尼亚人》大受感动。顺便提一句，萨克雷小说的一些措辞也得罪过美国人，为此他1853年11月22日致函《时代》编辑详做解释。此是余话，按下不表。
“福利国家”为什么会有顽强的生命力
■ 郑秉文
自战后1946年英国首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以后，它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立即风靡于北欧和西欧，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予以效法，完成了到福利国家的过渡。虽然七十年代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福利国家普遍地经历了“收缩”与“瘦身”运动，但是它们仍然没有放弃其福利国家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福利国家”仍然是西方世界自我标榜的一个标签，“福利制度”的修补与完善仍然是政党竞选的主要纲领，福利国家仍然被学界认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福利国家为什么会存在下去并表现出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对此，许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试图揭开这个谜；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从不同的学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文献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例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说，福利国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她“是民主的最后一块基石”，即出于“社会正义”的原因。那么，福利国家的存在是否具有经济效率的根据，即，从经济学上如何解释其存在的根据呢？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经济学家巴尔撰写的《福利国家经济学》做出了令经济学界瞩目的贡献。
首先，福利国家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正义”，而且还出于它的“经济效率”的原因。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理论层面对福利国家的效率问题，“质疑”者远远多于“诠释”者，甚至出现了“舆论一致”的现象。其中，对福利国家“社会正义”和再分配的作用则有较多的认同。但是，福利国家是否具有效率的功能？如何从经济理论上“求证”它的效率功能？从经济学上如何证明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否符合福利国家的现状？我们能给出一组什么样的原则性的理论根据？通过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演绎，辅之以大量的数学公式的推导，加之大量的经验式的分析，再加上各种理论流派争论的比较分析，这就是“福利国家经济学”理论大厦的主要内容。经济学理论是可以证明福利国家普遍观念的；经济学理论的争论不仅使经济学家可以很好地理解福利国家存在的“公平”理由，同样也可以证明福利国家存在的“效率”根据；不管福利国家的分配目标是什么，福利国家仍然具有其重要的效率功能；福利国家能做到的事情，市场却很难做到，或者做得很糟糕。不仅仅是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且也是因为“效率”的缘故，这就是福利国家经济学对福利国家的存在所做的诠释。
其次，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是导致福利国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因之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息失灵是产生强制性社会保险（保障）的重要理论依据。市场是有缺陷的。不完全的市场，不完全的竞争等市场失灵状况，尤其是不完全的信息，导致市场无效率，不能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国家出面对市场进行一定的干预和补充，不仅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也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一些技术上的原因导致广义和狭义保险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使现金给付和实物给付的供给方面存在着信息失灵，使失业、养老、医疗保健等狭义保险市场上普遍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教育的供给方面存在着信息失灵现象，从而预示着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此，公共卷入、公共基金或公共提供（未必是公共生产）的行为就成为更为有效率的；风险、不确定性和不完善的信息，这些市场失灵现象就成为潜在的要求国家出面经办这些保险的重要因素。
再其次，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福利国家的相关问题之间，建立起一个自然的“对话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