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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弱者的历史虽然声音微弱却有着坚韧的话语姿态。失败者对自我历史的坚守无疑是对战胜者的一种无形挑战。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是一部经典的弱者历史。在殖民主义制度下，拉丁美洲用白银和财富酿就了自己悲惨的命运。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来了；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可是，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殖民者用种种方式将掠夺合法化，并且千方百计将革命描述成一种罪恶。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在霸权话语面前没有沉默，他们追问着富人的不义，抚摸着穷人的伤口。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历史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利润后面包含着奴役，财富后面浸润着鲜血，占领后面是不尽的耻辱。富人的舒适安逸与穷人牲口般的生活无时不刻地在向人们暗示着胜利者的狂妄与得意。加莱亚诺并没有遵循着胜利者的竞争逻辑来考察弱者的命运，在他看来，弱者之所以成为弱者，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掠夺者的存在，“只是我们失败了，他们才获胜”。在这里，他所竭力强调的是一种失败者的尊严。弱者并没有因为身处弱势而失去一切。他们同样有自己的信仰、理想和梦。“丛林规则”并不能取消弱者生存的理由。
所谓的国际分工在让富国赢利的同时，也把穷国抛入了贫困的深渊。特权制度排斥着弱者，弱者的选择似乎只有一种，那就是默默地忍受着贫困的煎熬。弱者用超乎寻常的忍耐维持着这种给自己带来无穷损害的秩序，直至他们意识到从给其造成不幸的人那里产生出路是不可能的。“贫困并非是命中注定的，不发达也不是上帝的黑色旨意”，这样的宣言自拉丁美洲被掠夺以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弱者的记忆里有许多不平等的原始事实来说服他放弃批判，抑或告别革命，但是，一旦这个说服的过程不能自圆其说，就会催动弱者的终极追问。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弱者，肯定是人类自身出了问题。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在《我降生那天》一诗中写道：“我降生那天／上帝病了”，“光明得了痨病，黑暗却发胖……”拉丁美洲的灾难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已经开始了，“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充满危险的处女地激起了指挥官、绅士贵族们和那些衣衫褴褛的、被驱使去夺取诱人的战利晶的士兵们的贪婪之心。”印第安人的灾难在征服者的火枪扫射、利剑乱砍和瘟疫扩散中滋生蔓延着，势不可当。他们像苍蝇般成群地死去，幸存者成了备受蹂躏的奴隶。杀戮无处不在，连神圣的太阳庙也血流成河。西班牙人对印加人说：“这些财富不属于你们，上帝将它留给远方来客。”这种强盗逻辑在武力的威胁之下，变得不可动摇。拉丁美洲被剥夺的不仅是市场和白银，更重要的是自由和尊严。拉丁美洲人不能够接受自我生存就这么被强权摧毁和否定的事实。“美洲是一宗欧洲的买卖”。在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攫取之中，拉丁美洲的灵魂也被出卖了。在合法性严重不足的权力的使用和利益的分配过程中，拉丁美洲成了牺牲品。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是一本具有反叛色彩的书籍，它一方面控诉罪恶，一方面又竭力追溯不平等秩序的逻辑安排。拉丁美洲的贫困是殖民经济发达的需要。“不发达并非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发达的后果。”受奴役者同殖民主义统治制度合作的结果就是给殖民者带来巨大财富，给拉丁美洲带来极度贫困。受奴役者永远地被排斥在受益者之外。“镶嵌在有钱的、骑士盾牌上的任何一颗钻石的价钱，都比一个印第安人当苦力一生所挣的钱还要多，但是骑士带着钻石跑了。”加莱亚诺平静地叙述着这些残酷的事实，貌似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潜藏着一种清醒和理性。被逼到尽头的受奴役者往往会以“吾与汝偕亡”来表达心中的悲愤，加莱亚诺却主张在洒下鲜血和热泪的同时，保持一种超绝的智慧。《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虽然读起来痛快淋漓，却没有停留在诗和散文的层面上，这本书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价值。作者很清楚地计算出被奴役的代价，洞察掠夺者到底带走了什么。它发现了更深一层的真相，即虚伪的法律、美化的罪恶、僭越的权力。矿山的毒气和工厂的机器吞噬着大量印第安人的生命，新大陆向外输出着财富，而留给自己的却是驱散不尽的苦难。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经济学原理来证明的。为殖民者代言的知识分子声称印第安人的处境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的罪孽和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是对上帝的亵渎，他们企图用“文明的冲突”来掩盖赤裸裸的利益抢夺。胜利者编造出各种神圣的理由来驱使利用印第安人，并且将他们判定为异教徒来随意处罚。这种骗局虽然显而易见，但是在杀戮的威胁下，却得以延续，直到英雄扛起解放的大旗。
为了别人的发展，拉丁美洲耗尽了一切。“一种产品越是受到世界市场的青睐，它带给为生产这种产品而作出牺牲的拉美人民的灾难也就越大。”这种悖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不幸大抵在此。蔗糖是屠刀，帝国是杀手。不发达国家帮助殖民国家完成资本积累之后，陷入不可救药的贫困之中。从表面上看，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在起作用，实际上，这种规则和尺度只掌握在掠夺者手中。廉价的劳动力和被霸占的资源在给别人带来亨通财运的同时，给拉丁美洲造成了厄运：“土地像劳动者一样枯竭耗尽，土壤的腐植层已完全丧失，劳动者精疲力竭。”虽然向嗜血之徒发出正义的诉求注定是徒劳的，但是，弱者的呐喊和诅咒并非无足轻重，民族情感和愤怒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阿根廷诗人说：“穷人的道理，敲不响的木钟”。沉默的叠加是喑哑，但是，沉默者的眼睛里却跳动着仇恨的火焰。穷国掏钱给富庶的买主来同自己竞争，这种不公平的游戏能够玩多久？一只走得慢而又没有调准的钟表，向前走着的表针只能演示日益加大的差距。拉丁美洲的反抗最终走上了自觉，他们不信仰那些装扮成由上帝指定以自由的名义来播种贫困的美国的谎言，星条旗下的拉丁美洲一体化不过是各自仆役地位的一体化。别人设计的好梦永远不会在自己的梦乡中开花。等待强权者赐予幸福是愚蠢的。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撕破了胜利者的谎言，敲碎了一段粉饰的历史。受侮辱和受侵害者的觉醒总是从看清真相开始的。闭上眼睛，跪下膝盖，对于单个的奴隶来说，不过是一种惯性而已，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放弃对历史的解读，无疑是一种自我毁灭。正如加莱亚诺所说：“历史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残酷的老师。”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18．00元）
萨克雷写
“两年前，我和孩子们在瑞士伯尔尼乡野漫步。我独自撇开她们，走进一个小树林。不一会儿走出来，告诉她们这部小说是怎样产生的。”这是萨克雷在《纽克默一家》的后记里写的小说产生过程。W．J．为“人人丛书〃1936年版写的前言开头也引了这段话。1853年5月1日，萨克雷结束初次赴美演讲回到英国。同年夏天，他带着两个女儿出国，脑子里正琢磨一部新作品。在瑞士的伯尔尼灵感突发；7月初在巴登动笔。其后，在欧洲几个地方萨克雷都在陆续写作，最后几页是1855年6月在巴黎完成的。3个月后，萨克雷二度赴美。小说的第一部分发表于1853年10月，最后一部分发表于1855年8月。封面的包装一如《名利场》和《潘登尼斯》，用的是明黄纸，顶端大字印着“萨克雷先生新作品，每月分载；接下来是书的全标题“纽克默一家——一个最受人尊敬的家庭的回忆录”。编者署名是“潘登尼斯老爷”。小说的子标题都配有类似童话的插图，牛呀蛙呀狐狸和乌鸦之类。萨克雷本想自己来画插图的，一两幅作完（此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费城一个收藏家手里）便放弃了这个念头：“多伊尔轻而易举地画了我想画的东西，我倒画不出了。”一个叫爱尔·克劳的人写过一本《跟萨克雷在美国》，里面说插图作者跟萨克雷也有不和谐的时候。这也没什么奇怪。小说最后一部分发表完后，曾以两卷的形式出过单行本。萨克雷为此得了4000英镑稿费。记住，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