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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最能体现这样的精神的，就是鲁迅。
我们可以说，从孔子到鲁迅，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今天在鲁迅博物馆里讨论《论语》，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它对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此为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增补。尤其是王得后先生后来的发言，对我的分析提出了不同意见，提醒我更全面地来考虑“丧家狗”孔子的复杂意义，李零、我和“丧家狗”孔子的复杂关系，以及孔子的真正价值，因此，作了补写，特向王得后先生表示谢意。）
吴思：仁义的可行性——评李零的《丧家狗 我读〈论语〉》
读李零的这本书，我有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本书的书名，《丧家狗》感觉挺好的，挺对我的心思。
以前我有一个想象，我心目中的儒家圣贤，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他们都在干什么？我想象出一个形象：他们做了一个笼头，要给牲口套上，最好还挂上铁嚼子，要把牲口管住。但他们的笼头不是用绳子或皮条做的，更不是铁的，而是用橡皮筋做的，对统治者有约束又不那么硬，很体谅很照顾，这就是儒家的礼义制度。他们套的也不是马，而是虎豹，是猛兽。孔子和孟子想方设法给猛兽套上笼头，却总也不能成功。到了董仲舒就更明显，他说自己能解释天意，想用天意来约束皇帝，把约束硬化，挂上铁嚼子，结果被弟子告发，差点丢了性命。
儒家圣贤到处巡游，努力游说，努力驯服野兽，这个故事，与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很匹配：《驯火记》，莎士比亚的《驯悍记》也行。这是从积极方面来谈。从消极方面来谈，他们又不太成功，在汉朝之前真是屡战屡败。屡战屡败的形象，就是“丧家狗”的形象——找不到采纳他们主张的人家，走投无路，理想和个人前程都找不到归宿。
这也是有道理的。儒家要驯服统治者，要驯服暴力集团的首领，但那时恰好是暴力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暴力竞争会选择不仁不义，被仁义道德捆住手脚的人很容易被淘汰，《孙子兵法》在讨论将领品德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意思。在这种形势下，儒家的努力一定会失败。丧家狗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李零描绘的孔子形象，和我的这种想象非常接近，只不过一个说正面，一个说反面。一个说屡战屡败，一个说屡败屡战，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
第二点，这本书读了多一半，现在已经有两个说法改变了我的老看法。
第一个看法，“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我以前的理解来自朱熹的解释，直就是公平正直，不偏不倚，给一个恰如其分的回报。李零把“直”解释为值，你对我造成的怨是多少，我还多少，两个是相称的。这个解释，我看了前后的考证，我更偏向李零的解释，一报还一报。顺着这个理解，究竟什么算值，怎么才算恰如其分，也可以引出朱熹的意思，但更有根据，更深入，挖出了“对等性”这条衡量正当性的标准。对等性，在法律上体现出来，这个罪判三年、那个罪判五年，就体现了当时人认为的直，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规定，这是从值得的值引申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仁义”的“仁”。我满脑子关于仁的想法，都是宋儒那一路的，都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仁者爱人”，就是没有人欲之私，纯然天理。这条思路似乎在文革中得到发扬，不断强调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随时准备为人民和历史规律献身。我觉得这就是仁。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仁。那时候我还有点不理解，孔子说仁来得很容易，“我欲仁，斯仁至矣”，热爱人民似乎是很容易的事。真是这样吗？我努力实践的时候，发现并不是那样的，对人民的实际感觉很复杂，想热爱并不是真的就能爱起来，你去爱的时候，不断被人民泼冷水，有时候还能激出反感。我欲仁，斯仁不至。努力再三，反而体验到自身的虚伪矫情。那时候对自己的感觉就很绝望，觉得自己简直无可救药，内心那么阴暗，没有对人民的满腔热爱，这一生就注定远离光明和广大深切的幸福。
我看了李零的解释，“仁”就是人首先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比起宋儒至公无私的解释来，这个解释就更容易操作了，只要我们想做到，确实就能做到。如果把儒家的这些东西看作精神上安身立命的基础，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那么，李零解释的这个仁，就是更可靠的，更能容我们安身立命的。我对这一点收获感觉很好，对我现在和将来的道德实践都有帮助。
未来的意识形态建设，必定要大量依赖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各种体系和概念，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有流传至今仍然有活力的概念。我们做传统的创新工作，进行传统的再创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需要一些基础的、最重要的构件，房柱、房梁，砖头瓦块等等。总要把这些东西都弄得结结实实，干净利索。这些工作非常重要，李零做得很好。
第三点。我把我正在读的李零这本书的几段，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做了对比，看看两个本子究竟有什么差别。
我以前看过一遍半《论语》。第一遍是在读大三的时候，当时抄了一遍，很认真，自己觉得懂了，现在想起来也没有读懂多少。还有半遍，有的时候遇到什么东西，翻翻查查，用的版本就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的解释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性，天理私欲的，总在宣扬他那一套。我看了经常不服气，老想跟他争吵，反而忽略了《论语》本身。这回我看李零的解释，就没有这种感觉，李零老老实实，有什么说什么，不做过度阐释，还提供了很多背景知识，古文字的知识对他的解释也大有帮助。我跟李零就不打架。
我念几段李零跟朱熹解释不一样的地方。
14。7，“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诲”，从字面上看就是劝导、教诲，但是你能教诲你的上级领导吗？这个“诲”我就不懂，朱熹也没有解释。李零说，在古文字里诲字和“谋”字写法相同，参谋的谋。替人着想，替人出主意。这个解释就顺了。
14。6，“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和仁是什么关系？小人和仁又是什么关系？李零说，君子是有两种，一个是身份的君子，一个是道德上的君子，小人也有身份上的小人，道德上的小人。朱熹就没做这种身份与道德的区分，他说有的时候君子会疏忽，于是君子也有不仁的时候。李零的解释是，有君子身份的人，未必就是道德上的君子，而道德小人和身份小人基本是重合的概念。这个解释就比朱熹有说服力。
14。5，“羿善射，奡荡舟”，“奡荡舟”我就不懂，朱熹说这是“陆地行舟”，我想象不出“陆地行舟”是什么意思。李零解释了一句，是拉着泥橇或雪橇那样的东西，我大概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要不然我以为是字错了，或者后人的记录有误。
类似的情况，我在两三页之内连续发现了三四处，每一处都比朱熹的高明。我以后再查什么东西，就要用李零的本子，感觉比用朱熹的本子踏实，抵触小得多，收益也大得多。所以我觉得李零干了一个好活，不管以后我们怎么做文化的建设，都应该依据一个踏实可靠的版本。李零这个版本，我看已经比朱熹厉害了。
雷颐：“六经皆史”说《论语》——《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意义
《论语》作为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至深。从古到今，对《论语》的注释解读就没断过，相关文本数以百千计。在今天国内“读经热”、“国学热”的背景下，坊间关于《论语》的图书也日渐增多，北大学者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是眼下最受关注的一种。说一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