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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处境。我们必须在人道和野蛮、在彻底销毁核武器和被它彻底毁灭之间做出抉择。今天的“先知”仍应该担负解释这两种选择的后果，和对致命的选择提出警告的责任。
先知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宣扬一神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但他们最关心的还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实行的问题，即如何使上帝的准则在全世界得以实现。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数字问题吗？是单一和多数的关系吗？不，这里指的是一个整体，一种统一、一种超出一切事物的分裂、一切人类自已的情感和欲望的分裂之上的“合”。如果我们要理解先知头脑中的这个“合”，则必须先理解上帝和偶象之间的区别。偶象是人造出来的，如果上帝被当做偶象来崇拜，则上帝也会变成偶象。上帝是有生命的，而偶象是物，是死的，正如某一先知曾经说过的：偶象是有眼清的瞎子，有耳朵的聋子。
先知们知道，对偶象崇拜意味着人的被奴役。他们嘲笑偶象崇拜者，指出这些崇拜都是从一块木头开始的：木头的一半被用来烧火做饭．另一半就被做成一个偶象，然后被大加崇拜。其实这只是一件出自他自己手下的一块木雕，却对他具有无尚的权威。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注入进这块木头，将自己掏空来赋予这块木头以力量。然后，再通过臣服于这块木头来安慰自已。在现代的哲学语言中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异化”。马克思和黑格尔所说的“异化”正是这个意思：人对物的服从，失去自我，失去自由和由这种服从而产生的偏见。我们有自己的偶象，那就是财富、权力、物质生产、消费品、荣誉、地位等等一切使现代的人成为奴隶的东西。
先知对于世界历史最重大的贡献也许要算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认识。这是一种“拯救”的见解，通过人的自我实现而成的拯救。这是一种新的、独到的、将被证明是富于历史性的见解。先知认为弥赛亚时代即人从自己在伊甸园中所受的诅咒中解脱出来的时代。这诅咒的一部分使人失去内心的平静，激起了他的贪欲，而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两性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统治女性，但不要忘记在《圣经》故事中，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做为一种诅咒和惩罚而出现的。在这诅咒出现之前，并不存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很多证据也表明，在史前时期确实不存在这种现象。
诅咒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到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人必须通过惩罚性的、痛苦的而非欢快的劳动才能挣得自己的面包。这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一个现实。男人与土地的这种分离反映到女人身上就是分娩时的痛苦。男人的汗水与女人生产的痛苦，是人类在《圣经》的诅咒中所受的压迫与惩罚的两个象征。正如我先前说的：我们在今天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圣经》的作者却有根本不同的看法。
先知们弥赛亚式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是建立一个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团结和谐的国家。在那里，人不再被灌输恐惧。侵略正是恐惧的结果。我们习惯于恐惧，习惯于相互不信任，以最坏的可能估量对方。先知们认为，只有当恐惧消失的时候，侵略才会消失，而这正符合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见解，在他们眼中，那将是一个富足的时代——不是奢侈，而是富足，即每个人都可以做为人类的一员和其他人共享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人不仅生活于平静与和谐之中，不仅消除了贪婪、嫉妒、消灭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而且产生了新的生活目的，这目的不再是获得满足生理需要的物，而是对于“上帝”的全然感知。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让人去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自己的理性和其他所有方面，使人得到自由，成为真正的中心，成为人类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弥赛亚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曾经有过的天堂世界的重建。在人经历了自己做为与其他个人相分离的个人之前，这种天堂世界曾经占据过首要的地位。但是，那时的天堂是建立在蒙昧的、原始的、史前的人类和谐之上，而弥赛亚时代却是在人类完全认识了自身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后，对和谐的复归。弥赛亚时代之并不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而是代表了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因为此时阻碍人成为真正的人的一切因素都已经被战胜。
我曾阐述过弥赛亚的理想对于人类发展的创造性影响，也许没有别的理想对于我们的发展起过更大的作用。在这里不可能进行任何论战，但我确实认为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深受这一理想的影响，虽然它们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我刚才所勾勒的这一理想的本质。
弥赛亚的理想在历史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歪曲，但却始终保持着活力。它在基督教世界中的遭遇就是一例，社会主义是另一个例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受到粗暴的和全面的歪曲。尽管如此，这一理想从未完全枯萎，我们看到了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恢复了生命，即使这种恢复只存在于一些个人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一理想所给予的强大影响，现代历史的进程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而且，除非我们密切地注视这一理想在哪里和如何取得胜利，在哪里和如何被人歪曲，要真正地理解现代历史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可以说，先知与我们有着重大的联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与先知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抉择在本质上非常相似。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使自己完全陷于当前的种种重大事件的困境当中，我们必须认真地读一读先知们的话。我们会看到这种阅读带来惊人的作用，对于当前的世界，它会比每分钟最近的新闻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新闻只能向我们尽示现实。而不能照亮现实。
六、哲学家与舒尔茨的对话
在今天这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充斥的社会中，人越来越蜕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负责任，只需按别人的指令办事：他整日所想的是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
舒尔茨：政治抵抗的问题正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引起抵抗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抵抗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条件下，我们有权力，甚至有责任进行抵抗。
圣雄甘地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探索，提出了多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和战略上的逐步升级，后来又在实践中运用它们，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对于甘地来说，抵抗不仅仅意味着采取某些方法以达到最大的成效，还意味着一种信念，一种使人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参与感。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者与士兵不同，他们虽然也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这种勇气不是用于战争，而是和平地体现出来。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拒绝使用武器。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非暴力抵抗的伟大的政治意义。希特勒在当时并没有遇到任何可与甘地反抗殖民势力的抵抗相提并论的东西。
对希特勒的抵抗正是我们要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包括那些起了作用的和未起作用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对他的反抗意味着什么，必须首先了解希特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象他所掌握的那种以非理性为基础的权力是如何膨胀起来的。
现在有不少关于希特勒的作品问世，但我们发现大多数作者对他缺乏深入的了解，许多对他个人品格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很多作者得出结论说，反抗希特勒的活动要是更有效地组织一下，本来是会获得成功的。
事情果然如此吗？许多反抗希特勒的参与者只是很了解希特勒本人，但他们要对付的却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得到那些与他们抱有同样希望的人们的支持，因而正在输掉这场赌博。他们整日生活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中，感到自己行动得太早，同时又太迟了。希特勒的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否已成熟到了能在没有希特勒的情况下发挥政治功能的地步？这成了当时许多图谋干掉希特勒的关键领导人心中的主要疑问。
弗洛姆教授，您与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