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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不点”5岁了，快要到上学的年龄，农闲没事的时候，我就教给她识字，我成了她的启蒙老师。
把自己小学时的读物和课本从柜子里翻了出来给“小不点”当教材用。每天都花一点时间辅导妹妹，像小学老师那样从字母开始逐渐教会“小不点”拼音、认字、组词、造句、背唐诗，手把手地教她写字。有的时候，读书声和歌声、笑声在这破旧的院子里萦绕，吸引了村子里许多小孩子来玩耍，正所谓“病树前头万木春”，破旧的家庭却因为有了妹妹，也便多了一分生机和情趣。我教妹妹读书的时候，父亲也常搬条凳子，坐在旁边听，不时露出满意的笑容，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小不点”很懂礼貌，嘴巴特别甜，见到熟悉的人她都会有礼貌地招呼，村民们也特别喜欢她。到我家来串门时便给她带点好吃的。这时候，“小不点”常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还是一位“理发师”，“小不点”小学以前的头发都是由我来剪的，“理发”工具就是一把妈妈以前做家务用的剪刀。
有一次帮她理发，头发楂滑进了“小不点”的脖子里，“小不点”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左右摇摆，让我剪得很吃力，结果剪得“坑坑洼洼”的，像个癞子头，妹妹却对着镜子开心地笑了。小时候“小不点”只是把我为她剪头发当成游戏，好玩，任凭哥哥怎么“设计”。
农闲时，我从县城批发了一批小商品，做起了小本生意，自己挑着担子到周围几个村子叫卖，吸引得孩子们都围了上来。我经常批发一些小孩子喜欢吃的小包装零食和小孩子爱玩的玩具；卖袜子、鞋垫、牙膏、牙刷等日常用品；卖菜种子等等，不辞辛苦，一家一户地叫卖。我出去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很早起床，做好了够一天吃的饭菜，托邻居留意一下父亲，提醒他吃饭和吃药，然后自己就挑起担子出发了，晚上夜幕降临时才回家。我的生意做得很好，可是每次晚上回来的时候，担子里总会剩下一点东西，那是我特意留给妹妹的。
那一年我赚了六七千元钱，把邓阿姨借给我给父亲治病的钱还了。春节时，我还为父亲和妹妹添置了新衣服，一家人快快乐乐地过了个新年。
农村的活是分季节的，我们那里唯一的经济作物就是棉花，可是对于需要技术和劳动力的棉花种植来说，我根本就是一窍不通，于是农闲的时候，我就外出打工，争取多挣点钱为父亲治病。“在家百日好，出门一时难”，出外打工的日子，看见别的同龄人在校园里读书，再看看自己落魄的样子，我越发思念校园，我也更加懂得知识的重要。到了1999年的时候，“小不点”已经5岁了，父亲的病情也控制了下来。这时，久别的校园梦一直充溢在我心中，时时渴望重返校园。
回家期间，村里人曾半是同情半是劝告地对我说：“你一个小孩子，带着另一个小孩子上学，这是神也完不成的任务。你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回家安心种地，要不把妹妹送人去上学。”
我知道在地里顶着日头劳作，在外边冒着风雨打工是不可能圆自己的大学校园梦想，也不可能让我的家庭脱贫，我想返回学校，可是返回学校上学又谈何容易呀？
我想到了妈妈，如果妈妈能回来就好了，妈妈回来，起码可以在生活上帮助我一些。父亲的病再一次得到了控制，不可能再去打骂妈妈了。再说，妈妈已经离开家这么长的时间了，应该不会再生气了吧。我渴望妈妈能够回来。就是在这期间，我去找了妈妈。还是在那个地方，时隔一年多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妈妈。这次见面，我们母子俩都很冷静，都没有哭，彼此询问着这么长时间的情况。
我对妈妈说明了自己想上大学的想法，要求妈妈回去帮帮我，可是妈妈却无奈地说：“咱家祖坟上就没冒那股青烟儿，你就别想那么高啦！”
妈妈的话听起来有些刺耳，可是对于她这个没有一点文化的农村妇女来说，经验和务实就是她选择生活方式的准则。确实，很多家庭情况比较好的农村孩子不也是从高中辍学打工了吗？妈妈说的并没有错，我不应该想诸如上大学那样的事情，毕竟我的家庭情况不允许，上大学这样的好事情不会轮到我这个贫苦孩子的头上。
可是这一切真的是宿命吗？我不相信，起码没有努力我就不会相信，没有试过我也不会相信，我就不认为自己会比其他的学生矮三分，上大学也不是富人家的专利。当时的我，心中就有了一种认识：贫穷是非常可耻的事情，作为一个人应该有追求财富的目标。
无论别人怎么劝说，经历了种种磨难的我心里一直没有放弃重返校园的念头，并且这种信念越来越强烈：无论再困难，我也必须走出这个家，否则，就无法摆脱和改变这个家庭的困境。而走出这个家的途径，就是重返校园，掌握更多的知识，来改变自己和贫困家庭的命运。
不是我感动了中国人，而应该是这些人被自己感动了。因为这些人心中原本就有爱心，心存责任。
——洪战辉
同行，一路温暖
秦鸿礼老师原来是西华一中的教师，是我的语文老师。秦鸿礼老师最初对我的印象并不好，只觉得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一般的农村孩子都特别知道用功，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而我却和其他人不同，因为我总是在课余时间买进一些本子、圆珠笔之类的文具到学校来卖。
后来，秦鸿礼老师了解了我家的情况，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在交往中，秦鸿礼老师可能认为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毛笔字写得很好，写的作文也很有文采。他还一直为我的退学替我惋惜了好一阵子。
在西华县一中教过我英语的李永贵老师也一直牵挂着我这个苦孩子的命运。他也多次向其他的同学询问我的消息，可是得到的答复始终是：洪全会不可能回学校了，他的父亲有病，自己的家又穷，学习又不是特别的突出。“肯定不会再上学了！”这是老师听说的有关我的最多消息，也是其他同学给我最多的评价。
而辍学在家的我却时刻想着读书。想到要通过获取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来实现父亲的夙愿，于是我开始寻求着再次踏入校园的途径，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一次，我到西华县城进货，在街头碰见了高中同学，好久不见，我们两人格外高兴，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痛快地聊了起来，告别校园一年多的我急切地想知道学校发生的故事。交谈中，同学告诉我以前教我们的语文老师秦鸿礼和英语老师李永贵调到西华二高了，这两位老师还经常向同学们打听我的情况。
“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同学很关切地问着我。
于是我就把自己想上学的想法告诉了他，听到我的这个想法后，同学很支持我，他要我找老师一趟。
令我想不到的是这次与同学见面，竟会给我带来重返校园的福音，我也没有想到两位老师会如此尽心尽力地帮助我、关爱我。
1999年的那个暑假，秦鸿礼和李永贵老师调到了西华县第二高中工作。在即将开学的时候，李永贵老师首先给我打电话说，希望我到新成立的二高来读书。秦老师也一直在关心着我的事情，来到新的工作岗位后，他就让一个了解我情况的学生给我捎信：希望我能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并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世界上，除了亲情之外，师恩也是很难忘记的。在秦鸿礼和李永贵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又重新回到了学校。不过，我去的是西华县的二高，二高是新建的，只有高中一年级一个年级，我只能从高一读起。于是，我成了西华二高的一名高一新生。
秦老师和李老师从来都是把我当兄弟看待。看我没钱了，两位老师会给我。我不要，老师就说：“你以为是白给你的呀？不是，等你将来有钱了得还我们。”有的时候，两位老师还经常带我出去“打牙祭”增加营养。
至今，我和两位老师还有着密切的联系，秦鸿礼老师现在还在西华二高教书，由于教课教得很好，师德也受到全校师生的称赞。可是李永贵老师却出了车祸，失去了记忆，他也成了我的牵挂。
虽然西华二高减免了我的学费，但是妹妹的学费，自己和妹妹、父亲的生活费，父亲买药的钱等一大笔开支都得靠我来承担。于是我像以前那样靠在校园里捡垃圾、推销商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