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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从庄严肃穆的皇宫花园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的黎塞留街（在那里，普通的巴黎人只能闻到汽车尾气）。在左侧的便道上，教授看到了“几枚铜徽章镶嵌在地上，排成了笔直的一行。每处徽章的直径有五英尺长，并突显出许多N和S的字母。N代表北，S代表南”。一百三十五块就这样撒过整个巴黎，以便“标示出巴黎本初子午线”。兰登，跟着丹·布朗，“曾从圣心大教堂出发，沿着这条线往北穿过塞纳河，最后来到古老的巴黎天文台。在那里，他发现了这条神圣的道路所具有的意义”（P？郾428—429）。神圣的道路所具有的意义？这一百三十五块铜徽章确实在巴黎留下痕迹——在1994年。它们被镶嵌到巴黎的地面上为了纪念科普之父弗朗索瓦·阿喇戈（1786—1853）！另外，他的名字也被镌刻在每一块铜牌上（对这一点，丹·布朗——确切说是兰登教授——为了他的秘密调查，却只字不提）。但是，作家在有一点上是有道理的：这些铜徽章与巴黎子午线有关，它标示出了这条线。天文学家阿喇戈是这条线的缔造者之一。直到1941年，这位学者的铜像仍然矗立在距阿喇戈大道不远的小广场上，但是它像巴黎的许多铜像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熔掉了，只剩下了底座。于是一位荷兰艺术家让·迪拜（JeanDibbets）想出了一个主意，建立“想象的纪念碑”，将这些铜徽章镶嵌在地面上。巴黎人几乎都不知道的这条迪拜的路却是城市最宏大的纪念碑：它长达十七公里，穿过六个区，从毕加尔广场附近通过，到卢森堡公园、卢浮宫（有四个，其中一个在金字塔后面）、王宫。按照迪拜的想法，从一个铜徽章到另一个铜徽章漫步巴黎，“就会让人回忆起确定度量单位的早期的地图绘制者”。阿喇戈是这一史诗的其中一章。或者确切说，是他完成了这部史诗。
这一冒险活动始于路易十四时代的1669年，那时路易十四刚刚建立了科学院与天文台。当时科学家们希望揭开宇宙的秘密并绘制出地图。他们为大地测量学——“地球形态和尺度的科学”——奠定了基础。多亏了他们，我们才能在地理课上学到（或者试着学到）经线和纬线垂直相交于地球上的任意点。纬线是平行的线，单位是度，由赤道开始。所有经线经过两个极点形成围绕地球的大圈，也称子午圈。这些完全一样的圈的数量是无限的。地球上的每一个点都被某条经线穿过。但是为了能够给地球上所有的经线定位和编号，尤其为了海员的航行，必须抽象地选择出一条经线确定为本初子午线。在17世纪，我们斗胆说，是法国学者画出了最早的子午线。“他们的”子午线（被称作巴黎子午线）在近一个世纪里是海员、地理学家、旅游者等的“本初子午线”。直到1884年，靠着英国海军的重要影响，国际上用格林威治子午线取代了这条子午线。
此时，必须画出这条线。让…多米尼克·卡西尼，巴黎天文台的首任馆长——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提过他的著名家族——于1671年致力于这项工作。在天文台三层的大厅里，他用一根铜线标示出了一个起点。这仅是一个开端，这支羽箭必须从南到北穿过法国，从敦刻尔克到皮尼昂！1781年，他的一个儿子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法国大革命之后，根据这条经过修改和重测的子午线确定了长度单位：米。此后，“米”这个长度单位替换了图瓦兹①和法尺②（1799年确定，1米相当于地球子午线四分之一周长的一千万分之一）。
1806年，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刚满二十岁的学生弗朗索瓦·阿喇戈，负责把“法国子午线”延长到巴利阿里群岛！这是一段类似于奥德赛的疯狂经历：他一度成了海盗的囚徒，被关押在阿尔及尔的贝伊①的监狱里，人们以为他死了。当他1809年回到法国的时候，他成为科学院终身秘书，后来担任了院长。他是坚定的共和派，1848年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成为部长，颁布了废除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令。人们经常把他视为共济会会员，这是有争论的问题。然而，我们却知道他的兄弟埃蒂安在督政府时期加入了真理之友分会。
对一条子午线的东拉西扯
丹·布朗认为圣叙尔皮斯的铜线是巴黎子午线的一段，他犯了一个大错。它们不仅相差好几百米，而且我们知道，它们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在神秘学圈子里，有些人把圣叙尔皮斯的铜线定义为“异端子午线”，并赋予它无数的含义；这些说法或许传到了丹·布朗的耳朵里。但是，他的“错误”却拥有小说的美妙之处，可以让他把故事情节的所有地点都放在同一条“圣线”上：巴黎子午线的确从卢浮宫穿过，圣叙尔皮斯却没有在巴黎子午线上；肯定有一条子午线穿过罗斯林礼拜堂，但那不是巴黎子午线！
最后一个侥幸的发现实在太棒了：丹·布朗说，Rosslyn源自Roslin，是礼拜堂所在的村庄的名字。而Roslin本身是源于Roseline（玫瑰线），或者法语中的RoseLigne。丹·布朗还说，这是从前的巴黎子午线——玫瑰线（lignedelaRose），抹大拉的马利亚后代（lignéedeMariedeMadeleine）的秘密名字（P？郾429）。所有的说法都圆上了！巴黎子午线直接把我们带到耶稣的婚姻和圣杯！只是——即使在神秘学的文学中，“玫瑰线”这种表达法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们再回到研究铜徽章的兰登教授这里。他的“调查”涉及几处地点。一个在法兰西歌剧院的一角，另一个在里沃利街（Rivoli），最后一个位于卢浮宫金字塔的后面。这个玻璃结构建筑是如此出名，今后几乎与《蒙娜丽莎》齐名，是美籍建筑师贝聿铭在密特朗执政时期的1989年建造的。丹·布朗强调，密特朗的外号是斯芬克斯，这点我们以后再说。玻璃的尖顶，映照着天空的颜色，它高达二十一米，而重量不到九十吨。这项艺术和建筑的顶尖之作耗资约一千五百万欧元。但是现在我们得跟上兰登教授，他在小说的最后几页直接朝着关键性秘密而去。他钻进金字塔，进入卢浮宫博物馆，走过通往一间“大厅”的长长通道。在那里，他迎头撞上了一个也是玻璃的倒金字塔。丹·布朗写道：“就在他的面前，倒立的金字塔闪着光芒，从上面垂下来——那是一个呈V字形的大得惊人的玻璃杯的轮廓。圣杯！……那是一个微型金字塔。只有3英尺高。……两者的顶部也几乎靠在了一起。圣杯在上，剑刃在下。”（P？郾431）兰登跪倒在地，他面前是圣杯，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被废掉的圣女的圣骨”！贴着它的微型复制品的尖顶朝下的倒金字塔并不是心醉神迷的教授的幻象。它建于1993年，属于大卢浮宫整修计划的第二阶段。它将白天的光线反射到商业走廊（“大厅”），被称作卢浮宫的阅兵场。
共济会的巴黎
丹·布朗不仅有想像力，他也懂得——我们已经看到了——出色地利用“轮回的历史学家们”，或者“神圣几何学”的专家的主题。例如，《圣血，圣杯》的作者们绘制了博学的图纸，把某座教堂或者某个清洁派的场所与法国的子午线联系到一起。但是，他们没有指出卢浮宫金字塔或者阿喇戈铜徽章。总体而言，可以引起丹·布朗兴趣的触及这个问题的著作非常少，也非常机密。它们阐述了一些模糊的，或者干脆是偏执狂的论点。比如，拉斐尔·奥利亚克（RaphaёlAurillac）的《共济会的巴黎指南》就把卢浮宫视为一个“异教的殿堂”。卢浮宫，记住这点，曾经是一个要塞，一处国王的居所，然后是科学院的驻地，在拿破仑一世时代被改为博物馆。可是，作者认为，拿破仑皇帝是一个共济会会员（这点并没有得到证实，尽管他的父亲和几个兄弟都是会员）。因此，“贝聿铭的金字塔最终完满地实现了自帝国时代就着手进行的事业”，因为“金字塔构成了共济会象征符号的一个主要的要素”。特别是这段话：“触到地面上的巴黎子午线的倒金字塔，似乎是启蒙路程的终点，过去的玫瑰十字军用一句格言谈论这件事情，即‘造访地球的内部，在矫正中你将找到隐藏的宝石’。”这就是《达·芬奇密码》所说的圣杯吗？
另外一位“共济会建筑”专家，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DominiqueStezepfandt）则做了几乎如出一辙的“分析”：“贝聿铭的金字塔和它的小妹妹倒金字塔向我们展示了交叉的圆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