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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玄子叫道：
“胡来，胡来！谁给他的政策？他要转你，你就敢接？”
狗剩说：
“当初我也不敢，王才说，河南早就这么干了，恐怕很快上边也要有条文下来。我也想，现在的政策也是边行边改，真说不定会这样。再说，现在是能人干事的社会，谁能干，国家都支持，咱只会种庄稼，仅仅那三亩地，咱就能发了？韩先生，韩伯，这事你千万不要对公社的人讲啊！”
韩玄子支吾了一句，从麦地边走过去了。
地的中间，本来是有一条宽宽的路，可以过马车，一头通到镇街上，一头通到马鞍岭下，可以直下河南、湖北。早年路畔有一庙，是汉代建造，庙里的四个泥胎就是四皓，“文化革命”中倒坍了。随之不久．公路在塬上修通，这条路就荒芜起来。韩玄子每每走到这里，就要对着四皓庙倒坍后的一堆石条大发感慨。好久未到这里来了，今见种地人都在扩大自己土地的面积，将路蚕食得弯弯扭扭。韩玄子一面走，一面骂着“造孽！”
“唉唉，人心都瞎了，瞎了，没人修路了！”
对于土地承包耕种的政策，韩玄子是直道英明的；他不是那种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那些年里，他在外教书，老伴常年有病，四个孩子正是能吃而不能干，家里总是闹粮荒，每月的工资几乎全贴在嘴上了。而今分地到家，虽然耕种不好，但够吃够喝，还有剩余，挣得的钱就有一个落一个，全可用在家庭文明建设上了。他是信服一句老话的：天下最劳力者，是农民；农民对于国家，是水，国家对于农民，是船；水可以浮船，水亦可以覆船。如果那种大锅饭再继续下去，国穷民贫，天下将会大乱，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新政策的颁发，却使他愈来愈看不惯许多人、许多事。当土地承包的时候，生产队曾经开了五个通宵会，会会都炸锅。因为无论怎样，土地的质量难以平等，谁分到好地，谁分到坏地，各人只看见自己碗里的肉少。结果，平均主义一时兴起，抓纸蛋儿十分盛行，于是平平整整的大块面积，硬是划为一条一溜，界石就像西瓜一样出现了一地。地畔的柳树、白杨、苦楝木，也都标了价，一律将钱数用红漆写在树上，凭纸蛋儿抓定。原则上这些树不长成材，不能砍伐，可偏偏有人就砍了，伐了．大的作梁作柱，小的搭棚苫圈。水渠无人管理，石堰被人扒去作了房基。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韩玄子看不上眼，心里便估摸不清农村的前途将会如何发展？他毕竟是有文墨的人，每一天的报纸都仔细研究。政府的政策似乎并没有改变，他便想：承包土地一定是国家的权宜之计。可这想法时不时又被自己否定了。最又是那些轻狂的人，碗里饭稠了，腰里有了几个钱．就得意忘形，他不止一次警告着那些人：“大凡人事、国事、天下事．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后边的话，他不说出口，其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只是自己想想；自己给自己想的．何必说出来呢。
如今，王才竟又转让起了土地，使他本来就被家事、村事搅得乱乱的心绪越发混乱了。
王才，那算是个什么角色呢？韩玄子一向是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王才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成了这个镇上的头号新闻人物！人人都在提说他，又几乎时时在威胁着、抗争着他韩家的影响．他就心里愤愤不平。
他还在县中教书的时候，王才是他的学生，又瘦又小，家里守一个瞎眼老娘，日子牺惶得是什么模样？冬天里，穿不上袜子——麻秆子细腿，垢甲多厚，又尿床，一条被子总是晒在学校的后墙头上。什么时候能体面地走到人前来呢？
初中二年级，王才的姐姐要出嫁，家里要的财物很重，甚至向男方要求为瞎眼娘买一口寿棺。这事传到学校，好不让人耻笑，结果王才就抬不起头，秋天里偷偷卷了被子回家，再也不来上学了。
当了农民，王才个子还是不长。犁地，他不会，撒种，他不会，工分就一直是六分。直到瞎眼娘下世、新媳妇过门，他依旧是什么都没有。
就这么个不如人的人，土地承包以后，竟然暴发了！
“哼，什么人也要富起来了！”韩玄子一边往镇街上走，一边心里不服气。远远看见河边的水磨坊里，一人半高的大水轮在那里转着，他知道王才一家还在那里磨麦子，就恨恨地唾了一口：我不如你吗？就算你有钱，有粮，可你活的什么人呢；我姓韩的，一家八口，两个在省城挣钱，两个在本地挣钱，我虽不在公社大院，这镇子上谁不晓得我呢，我倒怯火了你？！
走进镇街，一街两行的人家都在忙碌。街道是很低的，两边人家的房基却高，砖砌的台阶儿，一律墨染的开面板门。街面上的人得天独厚，全是兼农兼商，两栖手脚。房间十分拥挤，满是门和窗子，他们虽不及上海人的善于拥挤，但一切都习惯于向高空发展：家家有大立柜；木房改作二层砖楼，下开饭店、旅店、豆腐坊、粉条坊，上住小居老，一道铁丝在窗沿拴了，被子毯子也晾，裤衩尿布也挂。正是腊月天里，“腊八”已过，家家开张营业，或是筹备年货。有的将一切家什搬上街道，登高趴低地扫尘刷墙；有的在烟腾雾罩地做豆腐，酿米酒；更多的是一群一伙地在逛街。那些专业户、个体户的子弟已经戴上了手表，穿上了筒裤，三个人、四个人，一排儿横着在街上走，一见韩玄子，哗地就散开，钻进什么人家的店里去了。几家正在修理房子，木工一群，泥瓦工一群，乱糟糟的不可开交。他们见了韩玄子，却全停下手中的活，笑着打招呼。韩玄子走过去，
站在修理房子的一家门前，对着山墙头脚手架上的一个人说：
“哈，真要过年了，收拾房子呀！”
“啊，是韩先生呀！给先生散烟呀！”脚手架上的人喜欢地叫着，就跳下来，“房子也旧了，不收拾不行了，我想再盖出一问，办代销店呀！”
“让巩德胜的生意惹红眼了？”韩玄子笑着说。
“能寻几个钱是几个钱吧，地里活一完，就没事干了嘛。韩先生，我啥时要去找你呢，眼看房子修好了，营业证还没办哩。”
韩玄子知道他要说什么事了，便叫道：
“都在办店了，天神，有多少人来买呢？真不得了，公社王书记给我说，现在要办营业证的人家多得排队哩……”
“是难办。”那人说，“咱不认识人，怕还办不成哩，这全要靠你老了。”
“好说。我可以给王书记说说，看行不行。”
韩玄子想立即走掉，那人却还死死拉住他，说：
“只要你一句话，还能不行吗？先生是什么人，谁不知道呢！哎，听说咱女子出嫁了，你怎么不声不吭的，把我也当了外人了？”
韩玄子说：
“现在讲究旅行结婚嘛，娃的事腊月初八就办了。” 、
那人说：
“旅行是旅行，可咱这里有这里的风俗嘛，总要给娃送个‘路’吧！日子定在几时？”
“算了，不惊动镇上人了。”
那人说：
“那怎么行？你不说，我会打听出来的。”
韩玄子只是笑着不言语，要走，又走不脱，就听见有人锐声叫道：
“他韩伯，怎么不来屋里坐呀！”
众人扭过头去，见是巩德胜的老婆。这是个枣核女人，头小脚小，腰却粗得如桶。想必是清早掏了一篮红箩卜去河里洗了，才回到街上。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仲在衣襟下取暖，看见了韩玄子，就大声吆喝。这吆喝声小半是叫韩玄子听，多半是让一街两行的人家听的。
“这枣核精！”那人低声骂一句，对韩玄子说，“进屋歇会吧，屋里有炭火哩。”
韩玄子说：
“不啦，我去买些酒去。”
说罢就走，还听见那人在后边说：
“先生，那事就托付你佬了！”
巩德胜的杂货店台阶最高。三间房里，一问盘了柜台，里边安了三个大货架，摆着各式各样百货杂物，两问打通，依立柱垒了界墙，里面是住处，外边安放方桌。桌是两张漆染的旧桌，凳是八条宽板儿条凳，是供吃酒人坐的。巩德胜背是驼的，衣服只能做得前边短，后边长。鼻子很大，又总是红的。一辈子的风火眼，去年手中有了积蓄，才去县医院就诊，良药没有，便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