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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的一阵风，也许是哪个无聊住户的攀爬，总之，这根苹果枝折断了一半，原先伸向天空的枝条，现在向地面低垂下去，挂在这根枝头上的幼小苹果，与其它树枝上的苹果弟妹，就不免有了些区别。
如果这根苹果树枝完全折断，掉落在地上，那情形又另当别论：一根苹果树枝死了，依靠它供给养份的小苹果，便不会有任何一颗幸免。中国古语“倾巢之下，无复完卵”所蕴涵的生存哲理，适用于残酷的政治社会，但用来喻指遭遇厄运的苹果枝，也同样恰如其分。不同的是，这根树枝并没有完全折断。它还顽强地活着，用仅剩一半的枝干，仍在向依赖它生活、成长的一百多粒小苹果输送养份。看得出来，它在苦苦支撑着，忍着，熬着，希望自己的儿女——这一百多颗果子，也能和其它树技上的小苹果一样，平安地长成红润、饱满、甘甜的大苹果。
但悲剧正在这里：这一百多颗小苹果，每一天都在长大。尽管它们所得到的养份，很可能会少于那些没有折断的树枝上的苹果，导致它们在生长的过程中，多多少少显得有些营养不良。但是，它们终究都在成长，每一天，都在增加这根树枝的重负。渐渐地，这根低垂的苹果枝，朝地面垂得更低，快要支撑不住了。
苹果究竟长到多大时，这根半折的苹果树技，才会承受不起自己儿女的重负，而终于“嘎”地一声，彻底折断，掉落地上？这根断枝给苹果输送的爱，将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自然的任何悲剧，无论多么微小，小到一粒蚂蚁的迟归，小到一枚青果的早坠，都是惊天动地，且惊心动魄的。
我坐在苹果树下，品茗，读书，无须喧嚣，不慕荣华，体味平安和宁静的生活，真有一种无言之大美。头顶上这根半折的苹果树枝，将我的玄想引向渺远。我知道，我轻而易举就能用绳子或铁丝，将这棵断枝捆绑结实，确保它能平安进入秋天。同样，我也深知，这种举手之劳的援助和爱心，施之于人，尚且不易，施之于草木，可谓难哉！
想象中的葫芦架
忘了是马克·吐温还是海明威曾说过这样的话：旧金山的夏天，是最冷的夏天。其实，这句话这样说或许更为有趣：旧金山的夏天，是最暧昧、最模棱两可的夏天——天空蓝得发暗，太阳亮得晃眼，可就是热不起来，且不说夜晚一床不薄的被子必不可少，单是早晨起床时那一份薄雾般的清寒，就颇让人有些贪恋床褥，而怀念起能大口喘气、痛快流汗的夏天来。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所谓“四季如春”的地方，在我看来，不管其风景如何美丽殊绝，都脱不开“平庸”二字。这种四平八稳的气候，或许宜于体弱多病的退休老者安度晚年，对于年轻健壮的肉体、对于渴望冬沐冰雪、夏曝毒日的心灵来说，就不免是小小的折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三面环海，两桥飞架的旧金山，就不是我真正心仪的家园。
几天前，在菜市场偶然买得葫芦一颗，觉得异常亲切，夏天的气氛，一下子就浓起来。这种寻常的蔬果，在老家的乡下，本无人多看一眼，而到了美国，却成了难得一见的东西了。乡间的蔬菜和瓜果，种类繁多。虽然它们色彩各异，形状不同，但适合入画的，却只有几种，葫芦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白石老人的水墨画中，就有不少写的是葫芦：两三根竹竿斜支，几片写意的阔大叶片下，垂悬着一颗青色的葫芦，圆润、光滑、细嫩，正在通过藤蔓，吸吮大地的乳汁，其釉色的光泽，如同皇家官窑的绝品青瓷。
大凡藤类瓜果蔬菜，都宜于攀架而生，如四季豆、豇豆、峨眉豆、黄瓜、丝瓜、苦瓜……觉察出瓜果之美，并以诗赞之的，千年以来代不乏人，当代台湾诗坛的大诗人余光中先生，就有诗集《白玉苦瓜》行世。在他的笔下，先苦后甘的苦瓜，晶莹凝绿，乳色映光，真正象征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苦瓜是我极其喜爱的，“干煸苦瓜”这一道最简单的川菜，我居川十数年，竟没有学到家。
现在，葫芦在手，我把玩再三，如同赏诗。葫芦的采摘季节很短，采的太早，葫芦过嫩，食之可惜；采的太晚，葫芦又老了，只好让它继续悬在棚架上，等秋天干枯后，取下来做成“瓢”。据我所知，葫芦这种东西，在《诗经》里就有记载，与韭菜一样，堪称中国最古老的蔬菜呢！而原初意义上的“瓢”，就是葫芦所制，舀河水，舀井水，舀泉水…舀不干的，是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如涓涓细流的文化和传统。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自己的、而非租住的后院，我不种花，也不种草，只搭起稀疏的棚架，种几粒丝瓜、苦瓜和葫芦。夏天来临时，看它们的藤蔓攀爬到竹架上，圆的葫芦、长的苦瓜、细的丝瓜，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只要看一看，夏天的暑意就已消了大半；如果在瓜棚之下，另安一方小桌，沏一壶凉茶，那就更有渊明采菊东篱的意境了。
确实，连个瓜棚豆架都没有，无以为家，何以为家！——安妥我灵魂的家园，就在竹影横斜的瓜棚豆架之下。
责任编辑易山
“秦半两”和宋钱
■ 罗文发
人的收藏情趣历来有之，有的甚至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收藏历史的文物，收藏具有特殊意义的艺术品，不仅仅是达官贵人，文化名流，小商、巨贾们的风雅之事，非同寻常的收藏品往往也流传于民间百姓之手。人们为什么肯费钱费力地乐此不疲呢？一是它有它自身存在的经济价值和学识价值，二是寄托着收藏者的一种爱好和情思。就笔者本人来讲，除特种邮票外，就收藏着好些古钱币，分门别类，镶嵌在册。而在黄绸布相衬，锦缎盒装着的则是我尤为偏好的“秦半两”和宋钱。当然，两者在实用功能和书艺水平上来讲是各有千秋的。
“秦半两”的篆书钱文系丞相李斯所写，篆体粗犷、豪放，稚拙自然，其工艺不及后期的宋钱，用含有杂质的铜或铁铸造，它厚薄、大小不一，圆的毛边未去，显得粗糙。而宋钱的钱文呢，并非一人所书，字体笔画多变，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所铸铜钱显得精细规整，且有白铜、黄铜之分，但毕竟大体形状未离秦币的模式。
公元前４７５年左右，布、刀、圜、蚁四大流通钱币相继出现，各分天下，其材质多为青铜所铸。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大多为“大篆”，通常采取方笔，体现了金文、甲骨文、箍文的风韵，笔画颇为繁琐，又苛求平衡对称，疏密均匀，篆法凝重沉雄，后人难以掌握。
秦始皇一统天下，采纳李斯主张，统一货币计量，每钱皆为半两，采用简化的“秦篆”书体文，在箍文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秦始皇此举无疑对商品的初步流通，方便百姓使用以及国库征收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
秦以后的“汉五铢”钱文采自于“玉筋篆”，笔法粗匀，笔锋圆纯古朴，显现出稳重、英俊之绮丽。唐的“开元通宝”也为隶书，出自大书法家欧阳询的手迹，字体玲珑剔透，清秀而又奇宕，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其钱文的书艺水平来讲，宋钱称得上是佼佼者。笔者收藏的苏东坡的“元佑通宝”，司马光的“元丰通宝”，一为行书，一为篆体。苏轼书法酣畅圆润，司马光书法严整劲峭，书如其人。还有身为朝中大师蔡京所书的“崇宁重宝”，他将崇字的山宗两部写成了竖笔相连，宁字去了心字。此后就有人参他“有意破宋，无心宁国”，故被收缴销毁，至今极为罕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开皇帝铸钱题字之先河，太宗亲书真、行、草三体钱文。真宗用楷书，仁宗用“九叠篆”；轮到宋徽宗这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身通百艺，书画尤工。徽宗早年习北宋黄庭坚的书法，后改学唐初薛谡，用笔纤瘦，结体疏通。在绚丽遒媚的基础上，糅合众家之长。据有关资料介绍，他独创在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古钱上的“瘦金体”，瘦硬通神，有如切玉。赵佶的瘦金书系用外拓法，如画兰竹，运笔犀利挺劲，轻落重收，筋摇骨转，撇如匕首，捺如切刀，坚钩如铸。观赏瘦金体钱文，犹如轻歌曼舞，给人一种清新优美、挥洒飘逸之感和雕刻之美。
赵佶无疑是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的最富艺术气质，才华横溢的一个统治者。但他作为皇帝的政治生涯却灰暗而短促，跟首开皇权制的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