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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自己为什么不利用?”
“您用不着不放心,”科塔尔露出一副老实人的神情说,“我没利用,因为我不想走。我有我的道理。”
沉默一会后,他接着说:
“您不想知道我的道理吗?”
朗贝尔说:“我认为这跟我无关。”
“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跟您无关,然而在另一种……只有一桩事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自从发生鼠疫以来,我在这儿感到好过了许多。”
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问:
“怎么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啊!”科塔尔说,“这可不容易。跟我来。”
这时是下午四点光景,天气沉闷,全城变得越来越热了,所有的店铺都放下了遮阳布,路上已没有行人往来了。科塔尔和朗贝尔走在有拱廊的马路上,走了好久大家一言不发。这是鼠疫隐形遁迹的时刻:天地静止,万物失色,周围一片沉寂,可以说是盛夏特色,也可以说是发生鼠疫的情景。这使人昏昏然的空气,说不上来是由于灾情的威胁还是由于灰尘和懊热所致。必须留心观察和思索一番才能联系到鼠疫上去,因为它只有通过反面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譬如说,那位同鼠疫密切相关的科塔尔,提醒朗贝尔注意狗已绝迹了,在平时,它们此时该侧卧在过道的出日处,喘着气,想凉快凉快而办不到。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向海军区走去。靠左首出现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外面斜张着黄色粗帆布遮阳。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一张绿色铅皮桌子前的轻便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嗡嗡地到处乱飞,摆不稳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的鸟笼,里面有一只鹦鹉,全身羽毛下垂,垂头丧气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战争画,上面布满积垢和厚厚的蜘蛛网。所有铅皮桌子上,全都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已有点儿干的鸡粪,在朗贝尔面前的桌子也不例外。直到从黑暗的角落里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跳出一只美丽的公鸡,这时他们才明白究竟。
这时气温好像还在上升。科塔尔脱去上衣,在铅皮上敲敲。一个缩在蓝色工作长围裙里的矮个儿从屋子深处走了出来,远远地一看见科塔尔就向他打招呼,一边走过来一边向公鸡猛踢一脚把它赶跑,在咯咯的鸡叫声中问两位顾客要些什么。科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子说已有好几天没见他来咖啡馆了。
“您看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嘿!”那人说,“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您不是知道他的时间的吗?”
“是的,但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不过有个朋友要介绍给他。”
服务员在他的围裙上揩揩潮湿的手。
“啊!这位先生也想干一下吗?”
“是。”科塔尔说。
矮子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说:
“那么,今晚再来,我派孩子找他去。”
出去时,朗贝尔问这是什么名堂。
“当然是走私的事。他们把东西从城门口搞进来,高价出卖。”
“原来是这样,”朗贝尔说,“他们有同党?”
“对”
晚上,遮阳布已卷起,鹦鹉在笼中学舌,铅皮桌前坐满了只穿衬衫的人们。其中有一个,草帽戴在后脑勺上,穿着一件白衬衣,露出焦土色的胸脯。他见到科塔尔进来就站了起来。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五官匀称,一双黑色的小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手上戴着两三只戒指,看样子有三十来岁。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上喝酒会。”
三杯下了肚,还没人吭声。
于是加西亚开腔了:
“出去走走好吗?”
他们朝港口方向走去,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对他说,他把朗贝尔介绍给他不完全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在科塔尔的前面,笔直向前走着,一边吸着烟。他提了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称“他”,做出一副好像没有看见他在场的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他的老婆在法国。”
“噢!”
过了一会又问: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一行的人话很多。”
朗贝尔默不作声。
科塔尔说:“这是一位朋友。”
他们默默地向前走着,走到了码头,人口处有大栅栏挡着。他们向一家供应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炸鱼的气味已扑鼻而来。
“总之,”加西亚总结说,“这事不归我管,而是拉乌尔的事,我得去找到他,这事还不太好办呢。”
“啊!”科塔尔激动地问道,“他藏起来了?”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向朗贝尔说道:
“后天,十一点钟,城内高地,海关营房的角上。”
他摆出一副要走的架势,然而又转向他们两人说:
“这是要花钱的。”
这是一种征求对方同意的表示。
朗贝尔答应说:“那当然。”
过一会儿,记者向科塔尔致谢,后者轻松地说:
“噢,不必,为您服务我觉得高兴。况且您是个记者,有朝一日您会还我的情的嘛!”
过了两天,朗贝尔和科塔尔登上通向城内高地的没有树荫的街道。海关营房的一部分房屋已改成了诊疗所,大门前聚着一些人。他们抱着探望一次病人的希望,当然这是不会获准的;他们或者想打听一些消息,而这些消息一个钟头以后就会过时了。这一群人在那里熙熙攘攘的,很热闹,加西亚和朗贝尔所以会的好在这儿见面,看来和这种环境不无关系。
“真奇怪,”科塔尔说,“您执意要走。总的来讲,这里发生的事情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朗贝尔答道。
“噢!那当然,在这里要担些风险。不过,就是在鼠疫发生前,要通过热闹的十字路口不是也要冒同样大的风险么?”
正在这时,里厄的汽车在他们的近旁停了下来。塔鲁在开车,里厄处于半睡眠状态。
他醒后,就为他们作介绍。
“我们认识的,”塔鲁说,“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
他请朗贝尔搭他们的车到市区去。
“不必了,我们在这里有约会。”
里厄看看朗贝尔。
“对。”后者说。
“啊!”科塔尔吃惊地说,“医生也知情吗?”
“预审推事来了,”塔鲁看着科塔尔,一面关照他说。
科塔尔的脸色变了。果然,奥东先生顺着街以有力而规则的步伐向他们走来,走到这一小堆人面前时,脱帽招呼。
“您好,推事先生!”塔鲁说。
推事也向这两位坐车来的人问好,又朝站在他们后面的科塔尔和朗贝尔看看,庄严地向他们点头示意。塔鲁把领取年金的人和记者向他介绍了一下。推事仰头朝天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说,这真是一个苦闷的时期。
“有人对我说,塔鲁先生,您在搞预防措施的实施工作,我不敢完全赞同。医生,您看这病还会蔓延吗?”
里厄回答说应该希望它不会如此,推事也重复说必须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天的意图是无法窥测的。塔鲁问他当前的事件是否为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正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这方面的案件减少了,我干的只是严重违反新规定的案件的预审工作。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遵守老的法律。”
“这是由于相比之下,这些老法律显得好一些,这是必然的事。”塔鲁说。
推事一变原先双眼凝望着天空好像在寻思的样子,而以一种冷漠的神色看着塔鲁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法律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判决。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
推事走了,科塔尔说:“那个家伙啊,他是头号敌人!”
汽车起动了。
过了一会,朗贝尔和科塔尔看见加西亚来了。他走过来并不向他们做出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还得等一等”来代替打招呼。
在他们周围有一大群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她们手中几乎都拎着篮,妄想着这些东西能送到她们生病的亲人手中,更荒唐地希望她们的亲人能享用这些食品。门口由武装哨兵把守着。从大门和营房之间的院子里不时传出一声怪叫,这时在场的一些人都转过神色不安的脸向诊疗所望去。
正当三个人观看着这一情景时,身后一声清楚而低沉的“你们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