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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可他并不追求孤独，也不以孤独为荣；他希望安身立命，结婚，建立家庭……
在城堡边上的那座村子里，Ｋ执拗地坚持寻找通往城堡的道路，从没有生过气，也始终不放弃。他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也像《审判》中的约瑟夫·Ｋ那样通过女人，因为她们〃跟城堡有联系〃。他甚至跟女人在〃污秽〃中打滚，以至象征般地感觉到没有了〃故乡的空气〃，感觉到令人窒息的诱惑，并因而身不由己，只好一任迷失下去（据说这些女人中有密伦娜的形象）。参见维利·哈斯：〃《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编后记〃，见该书第276页。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城堡永远在远处的山冈上，在暮色、夜色、阳光或晨曦下出神地存在着，永远令他可望而不可及。〃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蹰也。〃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17、118页。Ｋ终因心力衰竭而在斗争中死去。然而，也许由于他至死都在斗争、寻找、眺望，这就产生了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结果：在Ｋ弥留之际，从城堡终于下达了一个决定，它虽然没有确立Ｋ在村子里定居的法律权利，但——〃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他在那里暂时居住和工作。从本质上讲，这仍然是一种〃不由分说地悬而未决〃的存在，然而，它与斗争开始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某种全新的含义。悲剧在于：当他尚能坚持，他眼前毫无希望；而当希望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城堡》系未竟之作，其结尾据卡夫卡向布洛德所述。见布洛德：〃《城堡》简论〃，载《城堡·变形记》。如果把《城堡》与《审判》联系起来看，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地领悟到此中的悲剧意义。在《审判》中，约瑟夫·Ｋ看到，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生活本身是最大的不幸，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这不幸具体说来，就是那巨大而无形、无所不在、不由分说的人类文明运作机制。约瑟夫·Ｋ无法承受这种机制的非理性权威，他让自己作为反常人格从中游离出来，并坚信由上述机制所决定的生活本身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从而执着地进行绝望的反抗。
而现在，《城堡》中的Ｋ具有了另一种成熟，以及相应的勇气和承受力。如果把Ｋ看作约瑟夫·K的延续，那么，他现在愿意放弃人格反常的不幸，而渴望重返生活这更大的、但却是正常的不幸。这表明他现在有勇气承受不由分说或悬而未决，表明一种超越，表明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新生。悲剧在于：当就要或已经新生时，他却因心力衰竭而不得不死去。
正如我们多次谈到，卡夫卡每部作品都具有绝非单纯的复杂涵义，《城堡》一书更是如此。每一种理解，即便正确，也可能只涉及到其中某一侧面。事实上，从卡夫卡留下来的某些手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部小说的内涵越来越复杂，到最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控制。再加上健康原因，1922年8月底，卡夫卡中断了《城堡》的写作。
第六节 多拉与歌手之死
9月18日，卡夫卡返回布拉格，蛰居在老城广场属于父母所有的公寓里。其时，奥特拉一家也住在这幢建筑里面，这多少缓和了他囚禁般的自我感觉。最初两个月内，他继续写出《夫妇》、《算了吧》、《论寓言》（又译《关于譬喻》或《短评》）等若干短篇，并大大修改了《一条狗的研究》。直到一场持续数月的严重肠道感染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这又一次创作高潮，而只能在病床上以克尔恺郭尔和希伯来语法为伴。他给布洛德留下一份新的遗嘱，与上一份相比作了值得注意的改动，表示《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以及几篇《观察》勉强可以留下，〃假如它们完全失传的话，那倒是符合我本来的愿望的。不过，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乐意保存它们，我只是不加阻止罢。〃至于其余所有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东西，包括信件在内，则希望尽快加以搜集，并〃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马克斯·布洛德：《诉讼》第一版〃后记〃，见《卡夫卡小说选》，第501－502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寻找和回归犹太之根、移居巴勒斯坦的愿望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了。作为作家，语言始终是他存在的象征。但现在，犹太民族的希伯来语比任何时候都更成为他努力想要弥补和把握的事物。在曾经是那么破碎的中欧土地上，作为布拉格这座悲剧性城市中的德语犹太人，作为始终无法逃脱那〃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孩子，他从未在语言中感受到过〃故乡〃和〃母亲〃的真意。特别参见1911年10月24日日记。而如今，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向着自己的民族和语言——那在永世的漂泊中顽强地绵延不息的民族和语言，向这曾被自己在不安和恐惧中因年幼无知而冷落和抛弃过的民族和语言，他伸出了孩子般求救的双手。他的努力和执着是那么地催人泪下。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位杰出的以色列女教育家回忆了当年她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的情景。
他满腔热情而又令人同情。每一课他都努力掌握大量的单词。可他的肺总是出卖他。他拼读时如此频繁地伴随着痛苦的咳嗽，以至我总想把课暂停下来。而那时他会看着我，无法说话，但用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哀求我再教一个单词，然后再一个，然后又再一个。仿佛他认为那些课程正是某种神话般的疗救。他跟父母住在一道，他母亲会不时轻轻地打开门，示意我让他休息了。但他始终不满足，并取得很好的成绩……〃ErnstPawel；The Nightman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429。
这位女性名叫普阿·本托维姆，当年年方19，青春年少，生气勃勃，充满吸引力，同时又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两年前，卡夫卡中学时代的同学好友胡果·贝尔格曼正在为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筹建图书馆，他委派普阿·本托维姆常驻布拉格募集资金，并照顾他父母，同时到布拉格大学注册学习，业余时间则教授希伯来语。从1922年秋到第二年春，她每周两天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据说，卡夫卡对这位来自希望之乡的同根少女之间逐渐产生了某种感情。多年以后她回忆说：〃我很快颇有所感地认识到，他就像失足溺水的人快要完了，他渴望抓住身边不管什么可供支撑的东西。我还有自己的生活。我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保护这个比我大20岁的男人——即便就我今天对他的了解而言，事情也仍然会是这样。〃Ernst Pawel；The Nightmare of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430。
1923年春天，卡夫卡从肠道感染中逐渐恢复过来，身体更其虚弱。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的失眠又来折磨他了，甚至迫使他放弃了拒不服药的自然疗法原则而开始服用安眠药，可似乎仍然没有什么效果。失眠带给他一生的梦魇，滋养着他的创作，也销蚀着他的生命。4月，胡果·贝尔格曼回布拉格进行有关活动，他现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卡夫卡撑着病体参加了一次报告会，听取了贝尔格曼关于巴勒斯坦文化的讲演，感到十分高兴。贝尔格曼邀请老同学在身体条件允许的任何时候赴巴勒斯坦，卡夫卡则兴奋地憧憬着。然而，那多半永远是一场梦了！
1923年6月12日，卡夫卡写下他这年唯一一篇，而且也许是他一生最后一篇日记：最近这些日子真是可怕，时间无法计算，几乎是连续不断。散步，白天，夜晚，白天，什么能力也没有，有的只是感受疼痛的能力。确实呢。没有什么〃确实呢〃……写东西时越来越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每句话，在妖魔的手中转过来，翻过去（多变正是妖魔的手的典型特征），变成矛，掉过头来又刺向说话的人。……这情况将永远这样下去。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事情正在发生。你的意志只能起微不足道的作用。胜于自慰的是：你也有武器。他还有什么武器呢？也许，那就是〃替罪羊〃的执着，抑或《城堡》中Ｋ的执着，那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什么东西？
夏天，卡夫卡随大妹妹艾莉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米里茨休养。卡夫卡此行原来有意要往柏林拜访他的希伯来语老师，即正在柏林大学攻读生物学的普阿·本托维姆。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