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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约伯因上帝和人不能达到同一个层次这一点而安了心。卡夫卡却安不下心来。而这将他排除出了约伯——基克加德——危机神学这条线。这将他带回到犹太人的信仰上去，这信仰中这么说：“我们的上帝是个整体，”我从中看到的是最强烈的咒语，反对一切将适于上帝的伦理法则划分为与人类的全然不同的企图。上帝完美的世界、柏拉图那“最高的善”处于同我们一样的法规下，我们的道德朝那尖端跑去，当然永远是够不着的；但我们抓着了通向它的方向，我们不承认某种真正与它相违背的异教的自然伦理学。这也显然是《圣经》中关于不要有上帝的影像这一信条的最深刻的原因。危机神学，甚至早在约伯那里，甚至基克加德的亚伯拉罕观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从上帝和人的不同中，从完善和有尽头二者的不同中引导出一种上帝的非道德成自然道德来，把上帝想象成一种龇牙咧嘴的黑人的物神。“你心中不能产生影像”。通过河马和鳄鱼同样没有对上帝的形象作出最后的定论。当然上帝“照他的模样”创造了人类——这是古老的人道的学说，生活在阿奎诺的伟大的托马斯便是在奥古斯汀悲观的迷失后重新回到这个学说上来的，——卡夫卡同样在上帝和人之间看到的不是异律性，而只是不清晰性，一种充满了阴谋诡计的、由官僚主义带来的、不断阻碍着善的中间层次那几乎无可救药的错综复杂。
尽管这一中间层次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如此广大的空间，有时甚至不留空隙，他还是写下了像下面这样充满了希望和爱情、充满了由无数苦难艰辛地换来的安慰的句子：
假如第二天囚徒们还是老样子，或甚至更尖锐了，或即使明确宣布他们将永不停止，这些并不能构成对彻底解放的预感的反驳。这一切倒是有可能成为最终解放的必要前提。他认为，即使人们已经得救，也必须转向善，不考虑过去，甚至不考虑本来。
卡夫卡眼中的绝对世界不是无可救药的，不是与我们隔绝的。希望——同样有我们一份！他有时发出的相反的言论在“绝对概念的无数入口处面前并无决定意义。他不断重新认出这些入口处，在这部传记中，我也将正确的职业、正确的婚姻等等反复出现的可能性作为这样的入口处来描写。因为我感到，正是这一点在描述一个宗教观强烈的人时是至关重要的：指出这个人所承认的有尽头的世界和完美的彼岸世界之间存在的交汇融合，指出它们位于何处，他是完全拒绝了它们，避开它们，还是只是偶然地错过了，但在原则上是认识到的，并试着朝这个方向努力，去经历。 1922年3月15日，弗兰茨为我朗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城堡》的开头部分。
《城堡》中出现了详尽的描述，这是一种特定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到这种类型的一个因素的存在（正如浮士德或唐…吉诃德或居丽亚…索莱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存在着一样，即使仅仅是自我的气质、渴望、部分成分，于是尽管描写出的品质中有着种种个性，卡夫卡的《城堡》是供每个人认识自己的书。卡夫卡的主人公仅被称为“K。”，因而具有自传性质，这个“K。”寂寞地在生活中穿行。这部长篇小说以超现实之巨大的、令人惊恐的清晰性挖掘出来的是我们心中的寂寞成分。可是这里是一种特定的有着细微差别的寂寞（这种细微差别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在安静的时刻会感到它向表面浮升）。K．全然是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他不希望寂寞，对寂寞无自豪感；相反，寂寞是无可奈何地逼上来的，因为从内心出发，他很愿意成为人类社会中活跃的一员，愿意通过正当的方式方法同人们一起工作，与人们生活在一起；他寻找着一种有用的职业，想要结婚，建立家庭。但这一切皆告失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围绕着K．的冰冷的与世隔绝不是偶然现象。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K．争取到一住处的那个村庄里，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居民与他之间隔绝着，他在寻找联系的努力中碰到的农民家庭恰恰是受到其他人蔑视的。但是K．为何不能与当地人融合之谜得不到解答。他是陌生人——他闯入的村庄是以不信赖眼光看待陌生人的。话说到此便为止了。人们很快就感觉到：这是人类普遍的陌生感，只不过在此具体化为某一个特殊的事例罢了。“在此谁也不能成为别人的同伴。”在这具体化上还可以再继续向前迈一步。这是犹太人独特的感觉，他们想要在陌生的环境中扎根，用尽心灵的全部力量，去接近陌生的人们，完全变成与他们一样的人——但这种融合终是没有成功。
“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仔1的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举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时间领。关于普遍的宗教阐释．我在为《城堡》出书写的跋中作了尝试。铁国指出反映长篇小说与犹太人命运的关系的几点。
同农民的第一次相会就已具典型特征的了。K．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迷失了方向。他累了。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我可以到您那儿去待一会儿吗？”K．问。这个农民说了句含混不清的话。K．马上就将此看成是邀请，便走进了小屋。后来显示出，这个让他进去的人是低能的。犹太人在其各散居地赖以建立其“居住权”的奇怪的法律条款使人想起与K．所接受的那种半带偶然的‘宽容”是那样相似。几页前的描述也完全一样。K．询问那相当不友好的教师，他是否可以登门拜访。教师的回答：“我住在斯瓦能街肉店亭。”作者评注：“这句话的性质更多的是给个地址，而不是邀请。”K．却说：“好的，我会来的。”在这个小小的前奏中便可以发现“各民族”静静地拒绝、而犹太人不得不堆笑脸、巴结、甚至露骨奉迎的场面，这些是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客观的忧郁描写的（这是卡夫卡风格的独特处之一，从客观中涌出，而非出自主观强行的忧郁。）。
往下读，在小屋里马上便显示出来，在场者视K．为完全不受欢迎的，他打扰了他们非常具私人性质的家庭劳动（擦地板、洗衣服、喂奶）。他们无可奈何地同意他在那里稍睡一会儿。然后他被请了出去。一个“沉默寡言、缓缓思索的人，身体宽大，脸也宽大”，朝他走来，“您不能留在这里。”犹太人并非总是被不客气地或故意作难地赶出去的。事情往往是符合一种自然规律的，没有激情、呆板生硬地发生的。“我们不需要客人。”K．声明，他是接受邀请来的，他本该在此获得一个正确的职位，一个土地丈量员的职位。这一邀请是否真实，或是否是K．自己臆造的，这个问题是整个长篇小说围着转的中心——在此也很容易感觉到其与犹太人问题的并行性。在开头这一章中，这个民族的这个朴素的人给了暂时性的答复：“（人们是否需要您）……这我不知道。假如说人们叫您来，那么他们也许需要您，这显然是个例外。但是我们，我们小老百姓，总是照老规矩办。您别见怪。”K．还想迅速与房间里的一位姑娘交谈几句，但“K．的右边和左边已经各站了一个男人，被他们一言不发地用全力架了出去，仿佛没有其他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