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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祥之兆下结成的婚约关系（“像一个犯人一样被捆住了手脚等等”），7月底便已破裂，同样是在柏林。“旅馆里的法院”，他记载着。据他告诉我，那是在安哈特火车站旁的“阿斯坝宫廷”旅馆。在决定性的宣布发表时除F．外还有她的女友在场。然后是父母那儿的情景。“母亲零星的泪花。我宣告这次教训到此结束。父亲从各方面正确地理解它。为了我的缘故从马尔默连夜赶来，穿着衬衫坐着。他们同意我的态度，没有任何或没有多少可谴责我的。无辜而形同魔鬼。”在这些震撼灵魂的场合，卡夫卡总是不断向自己提出良心问题（“不得不承受和制造这种磨难。”），我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可以找到解除婚约后马上产生的两部伟大新作的根源，这错不了。9月他给我朗读了《诉讼》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11月给我朗读了《在流刑营》。作家自我惩罚的文献，幻化出的赎罪行动。长篇小说《诉讼》的主人公K．做了些什么，没有交待。根据普通的尺度，他是无辜的。他“无可非难之处或无可厚非”。但他“无辜而形同魔鬼”。不知怎么的，他总是不能充分达到正确的生活的规则。一个神秘的法庭要求他说明问题，最终对他实行了处决。“在他三十一岁生日前夕，”最终那章中这么写着。卡夫卡开始写这部长篇还真的是三十一岁。这本书里有一位姑娘多次出现，她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在手稿中卡夫卡多半把这个形象缩写为B．小姐或F．B．，那互相间的联系这么一来就完全清楚了。结束时K，还抗拒捕役。“这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毕尔斯特纳小姐，她从一条比广场低的街道沿着狭窄的梯级朝广场走上来。不能完全肯定是她，但是非常像。不过K．对那是否肯定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并不在意，只是他很快意识到他的反抗是徒劳的。”——那出现的是毕尔斯特纳小姐亦或只是与她相像确实无关紧要。整个失败的结婚尝试都将显示出，它对卡夫卡的生活来说只是一种模式，没有具体的个人的意义，与未婚妻个人无关；这是一种模式，只有通过一种独特的女性人品才能打破，正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他同他非常钦佩的诗人恩斯特…魏斯（恩斯特…魏斯似乎通过提参考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柏林的事态发展）到丹麦的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玛丽亚利斯特作了一次旅游，他在那儿起草了一封给父母的很有启发性的诗，有启发性的原因之一是，它表明，在有些时期，弗兰茨认为存在着职业性进行他的文学工作的可能性。这封信中有这么几段话：
我同柏林之间还未了结，因为我相信，整个这件事是为你们好也为我好（因为它们肯定是一回事）而阻止了我继续像至今这样拖延下去。你们看吧，我也许并未给你们带来真正沉重的痛苦，按理说这次解除婚约是应该会有这样的效果的，但我从远处看去做不出这种判断。但是我更谈不上给你们来持久的快乐了，请相信我，这里的原因仅仅在于，我连自己都没法使自己持久地快乐。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恰恰是你，父亲，最容易理解的，尽管你对我的愿望不能予以认可。有时你述说着，你当初的日子是多么艰苦。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培养自我蔑视和满足的教育方法吗？你难道不认为——而且你也直截了当地说过——我过得太顺利了吗？我至今完全是在不独立的、特别惬意的条件下成长的。难道你不认为，尽管一切造成这种条件的人对我是那么仁慈、亲切，但这对我的个性来说不是毫无益处的吗？世上当然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够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但我不属于他们的行列。当然还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抛不开非独立性，至于这是否不属于他们的行列，不防做一些尝试。认为我做这类尝试岁数已太大的异议是不能成立的。我比表面上更年轻。使人持年轻是非独立性的唯一好处。自然也只有当非独立性结束时，这个好处才产生效益。
在办公室里我却是永远得不到这种改善的。在布拉格就干脆不行。这里的一切都是为把我这个从根本上需要非独立性的人保留在非独立性中而造就的。一切都提供在我的附近。办公室对我来说是烦人的，经常是不可忍受的，但从根本上说又是容易对付的。通过这里，我赚的钱超过我的需求。为了什么？为了谁？我将沿着薪金的梯子往上爬。意义何在？这个工作对我不合适，它从来不能给我带来自立，只带来工资，我为什么不抛弃它呢？假如我离职，离开布拉格，我不必冒任何风险，而能赢得一切。不冒任何风险，是因为我在布拉格的生活不能引导我走向任何益处。你们有时开玩笑地把我同R．舅舅相比。但是如果我留在布拉格，我的道路与他的也就相去不远了。与他相比，我将会有更多的钱，更多兴趣，更少信仰，我将会不满足，其他区别几乎没有什么了。在布拉格以外我可以赢得一切，这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自立的、心境平和的人，充分调动一切能力，作为优秀、真实的劳动的报酬，真正的生存意识和持续的满足感油然而生。这么一个人你们也将更好些（这将不是最次要的成就。你们将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的具体举动你们也许不尽相同），但你们会对他整体上感到满意，因为你们会自谓：“他在做他力所能及的，”这种感觉你们今天没有，说实在的。
关于计划的实施我是这么设想的：我有五千克朗。这笔钱使我有可能在德国共处，在柏林或慕尼黑，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假如不得不如此）生活两年。这两年使我能够从事文学工作，并能使我将布拉格期间由于内心的松弛和外界的干扰而在清晰度、充实度和谐和度上达不到要求的东西从心中带出来。这个文学工作将使我能够在这两年后靠自己的收入生活，即使那收入是菲薄的。即使是菲薄，那也是我现在在布拉格过的日子和在那之后将过的日子所无法相比的。你们会提出异议，说我错误地估计了我的能力和由这能力决定的挣钱可能性。当然，这不能绝对排除。只是应该考虑到，我已三十一岁，这类错误估计在这个年龄不可能发生，否则一切估计都不可能做出了；此外还应该考虑到，我已经写过一些东西，尽管不多，毕竟获得了一定的承认；最终可据以驳倒这个异议的是：我丝毫不懒，生活上要求不高，因此，如果一个希望破灭了，会找到另一种挣钱的可能性，反正不会麻烦你们，否则的话，不仅对我，而且对你们的影响都会比目前在布拉格的生活的影响更恶劣，将是全然难以忍受的。
我对我的状况知道得很清楚，我渴望知道你们的看法。因为我确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我确信，假如我错过了这个计划的实施，便是错过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我当然对于知悉你们的看法看得非常重要。
致最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弗兰茨
这个计划注定不能成熟。大战爆发了一个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面前，我们所遭受过的一切不幸和痛苦在与之相比中全都隐退到蒙着粉红色的童年般光泽的童话世界中去了。
克制着一切激情绪，弗兰茨在此时期内同时写三个作品（《诉讼》、《在流刑营》、《俄国铁路》）。十月间他休假一周，“以便将那个长篇小说推向前进。”他把休假又延长了一周。“十四天，部分是成功的写作，对我的处境的充分理解。”F．的女友寄来了一封信，她试图从中斡旋。与F．的联系只中断了两个月，在这期间还曾与F．的姐姐通过信。在给那位女友的回信中（他自己把信抄了下来），他说：“我不想提及与您的信一起到达的是什么。”他记载道：“自杀，给马克斯的信带着许多使命。”稍后又写道：“稍稍翻阅了日记。对这种生活的结构产生了一种预感。”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场灾难中他的创造力也并未枯竭。而且这种创造力恰恰在那时达到高峰。12月13日他写完了《传说的诠释》，他自己描述了我收为《诉讼》第九章（最后第二章）予以发表的那章的特性，在日记中写道：“……满意感和幸福感，如同我在那个传说中那种……”12月19日又写道：“昨天几乎在昏迷状态中写下了《乡村教师》。”这里谈到的是短篇小说《巨鼹圣诞节休假期间，他同我的夫人和我到库腾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