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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页倒8行，致王献唐信中：“自我作去”当为“自我作古”之误。
第97页倒8行：致何思源、王子愚电：
河南教育厅何仙槎、王子愚两兄：
“河南”显系“济南”之误。此时何思源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正在省会济南。他一生也没有在河南省教育厅任职。
第99页第10行，致张幼山信中：
务盼贵厅于古迹会得一完善办法之先天遽用此。
“天遽”当为“无遽”之误。
第103页第12行，致王献唐信中：“此间一时难得适益之人。”“适益”当为“适宜”之误。
第120页第8行，致蔡元培、杨杏佛信中，“想两先生必能釜谅之也。”“釜谅”当为“鉴谅”之误。
第129页第3行：致胡适信中：“今日看到林撰小丑之文，为之愤怒。”这“林撰”系“林损”之误。他要算是北京大学校史上的一个有名的妄人。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中的“北大感旧录”中有一节就是写这人的，文章不长，却很写出这人的“妄”了。
第171页倒2行，致王献唐信中，“此望燕齐，悲伤无似”，“此望”当为“北望”之误。
第178页第1行，致朱家骅信中，“此中弟书不可，但你有要紧的古董”，“不可”当系“不多”之误。
第189页第3行，致蒋介石信中，“固无人可尸其功，亦无人肯任其过。驯政上下推诿，左右争执”，“驯政”当系“驯致”之误。
第193页第6行，致任鸿隽信中，“乃本所有关诣人，弟亦在内之共同意见也。”“诣人”当系“诸人”之误。
第194页第2行，同上一信中谈送文物出国展览事：“铜器等一部分，本可不至破裂，但其死纹极易有损”，“死纹”系“花纹”之误。
第197页倒8行，致任鸿隽信，续谈文物出国展览事：“以无重伤，不可毁坏也。”“重伤”系“重复”之误。第200页第7行信中有“选品以重复者为限”一句，可证。
第206页倒3行，致朱家骅、杭立武信中，“大官如周钟狱”，“狱”为“帲А敝蟆Ｖ苤訋＇，字惺甫，云南省剑川县人，曾任内政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
第252页倒7行，致叶企孙信中，“谓开会是呈文”，“呈文”系“具文”之误。
第253页第5行，同上一信中，“而中央纸由我们自向经济印代为接洽”，“经济印”系“经济部”之误。那时经济部的部长是翁文灏，傅斯年同他有交情，可以通过他弄一点好纸来印刊物。
同页第12行，同上一信中，“教高部”系“教育部”之误。
第266页第7行，致吴景超信中引《汉书》：“又闻马孙诸国兵皆发”，“马孙”《汉书》卷七十作“乌孙”。
第270页第3行，同上一信中引《汉书》，“惩戒秦孤立之败”，《汉书》第十四作“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接下去第7行：“为刑吴”，《汉书》作“为荆吴”。下面第8行，“诸侯北境，周币三垂”，中华版《汉书》已将“北”、“币”二字校改为“＇比＇”、“＇币＇”二字。同一行“天子自三河”，《汉书》作“天子自有三河”。我没有看到过这信的原件，有可能原件上就是这样错的。要真是那样，可以在编印时加标记校正。
第279页第4行，致罗伯希信中，“逮君并未婚娶”，“逮君”系“逯君”之误。整个这封信都是谈逯君的事，这个字在信中出现多次，可知“逮”字必误。
第285页第10行，致毛泽东、周恩来电中，“于此敬掬公意，停候明教！”“停候”系“佇候”之误。
第293页第12行，致胡适信，谈北京大学拟增设农学院的事：“农学院最费钱的事他”，“他”系“地”之误。
第297页倒6行，致王毓铨、胡光晋信中，“因索木斋书，东方文化研究所书，皆可归入”。“索木斋”系“李木斋”之误。李木斋是李盛铎的号，他是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校勘学家。清末担任过出使日本国大臣，出使比利时大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也有他一个，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办。他家富藏书，有不少珍本。1940年这些藏书出售给了北京大学。这也就是这信中所说“北大的汉文旧籍在国内可以为各大学之冠”的原因之一。后来周作人以汉奸罪受审，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说他也曾为北大做了些好事，把他主持收购李盛铎的藏书一事也算上了。1945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胡适信中提到此事，说他的功罪，“虽加入李木斋书，而理学院仪器百分之七十不可用，艺风堂片又损失也。”（第317页）以为这事即使算是贡献，也并不足道了。
已发现的错字还不止这些，不必多举例了。再说两处滥用阿拉伯数字的问题。
第60页第1行，致蔡元培、杨杏佛信中，“更悉正2月份款均已拨存上海银行”，推想起来原稿必是“正二月份”，即“正月”和“二月”。如果单独一个“二月”，可用阿拉伯字，和“正月”连用，就只好都用汉字了。
第200页第15行，致任鸿隽信中，“举譬如下考官出：1、股题”，这里出现了一个“1、”似表示系数，可是下文并不见有“2、”“3、”……，那么这“1、”是什么意思呢？我猜想，这里原件写的是“八股文”，这“八”字左边的一撇像个阿拉伯数字的“1”字，右边的一捺像一点，于是“八股文”就变成“1、股文”了。
再谈一个各篇的标题问题。通常写信，对收信人都是称字以表敬意，编集出版，就用收信人的大名为标题了。通常都是这样做的。本书中也有多处是这样做的。这很好。可惜没有全都这样做，标题中称名称字并没有完全统一。例如第97页《致张幼山》，用的就是他的字，而不是他的大名张鸿烈。同页那封打给“何仙槎、王子愚两兄”的电报，标题为《致何思源、王子愚》，何改用了他的大名，而王子愚却没有改用他的大名王近信。第338页致周枚荪的信，标题改用了他的大名《致周炳琳》，可是第289页也是给他的信，标题却是《致周枚荪》。同一个收信人，在目录上却用了两个不同的名字。
书中还有一处弄错了收信人的。1946年六七月间为了北京大学的房产问题，傅斯年以代理校长的身份两次向地方当局写信，收信人三个，即：北平行营李主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孙长官、北平市政府熊市长。书中这两封信的标题是：《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代电）》。这里“孙越崎”系“孙连仲”之误。像战区司令长官这样的大官，在《民国职官年表》上一查便得。至于孙越崎，他的官职是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经济部部长。傅斯年不会为了房产的事给他写信的。
傅斯年有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在这本书中重复收入了。一是第175页至第177页的《上蒋介石》，这是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收入的。一是第184页至第186页的《上蒋介石书（稿）》，这是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收入的。大约编者没有细看，以为是两封不同的信，就从这两个不同的来源同时收入了。只有一点不同，即第175页至第177页的这一封，出版时删掉了五行，而另一封却是足本。两本对照来看，倒也有趣，从这个不容易遇到的标本可以窥见删稿者的心思。
这部书的前面六卷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其中大多是作者已经出版过的著作，想来那里边的错字、破句会要少得多吧，那样就好。
本书主编在后记中说：“《傅斯年全集》的编辑、出版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即体会到它的难度和复杂性，我们虽倾尽心力，力图圆满，但仍感差错难免。对于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欢迎海内外同行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为了表示赞赏这一态度，我写了这一点意见，以供参考。
（《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卷，51．00元）
文字作为药：柏拉图与德里达
刘皓明
柏拉图的对话《斐得罗》，向来被目为文学和文学批评史上的杰作。该对话的显性主题是演说术。在接近结尾的地方，说到演说是否要用文字稿的问题时，苏格拉底讲述了一个据说来自埃及的传说：
在埃及的瑙克拉提的古代神祗中，有个崇拜鹦鹤的神明，叫修思（Theuth）。是他首先发现了数、算、几何和天文，以及棋和阄的游戏。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发明了文字（grammata）。当时全埃及的王是泰莫（Th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