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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切尔太太见儿子用这样的方式证实她的推断，仅仅报之一笑。“可怜的埃伦，”她只这么说了一句，接着又同情地补充道：“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梅多拉·曼森对她进行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培养教育。在进入社交界的舞会上，居然让她穿黑缎子衣服，你又能指望她会怎样呢？”
“哎呀——她穿的那身衣服我还记得呢！”杰克逊先生说。他接着又补一句：“可怜的姑娘！”那口气既表明他记着那件事，又表明他当时就充分意识到那光景预兆着什么。
“真奇怪，”詹尼说，“她竞一直沿用埃伦这么个难听的名字。假若是我早就改成伊莱恩了。”她环顾一眼餐桌，看这句话产生了什么效果。
她哥哥失声笑了起来。“为什么要叫伊莱恩？”
“不知道，听起来更——更有波兰味，”詹尼涨红了脸说。
“这名字听起来太引人注意，她恐怕不会乐意，”阿切尔太太漠然地说。
“为什么不？”儿子插言道，他突然变得很爱争论。“如果她愿意，为什么就不能引人注意？她为什么就该躲躲闪闪，仿佛自己给自己丢了脸似的？她当然是‘可怜的埃伦’，因为她不幸结下了倒霉的婚姻。但我不认为她因此就得像罪犯一样躲起来。”
“我想，”杰克逊先生沉思地说，“这正是明戈特家的人打算采取的立场。”
年轻人脸红了。“我可没有必要等他们家的暗示——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先生。奥兰斯卡夫人经历了一段不幸的生活，这不等于她无家可归。”
“外面有些谣传，”杰克逊先生开口说，瞥了詹尼一眼。
“噢，我知道：是说那个秘书，”年轻人打断他的话说。“没关系，母亲，詹尼是大人了。人们不就是说，”他接下去讲，“是那个秘书帮她离开了把她当囚犯看待的那个畜牲丈夫吗？哎，是又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这些人遇到这种情况，谁都会这么干的。”
杰克逊先生从肩头斜视了一眼那位脸色阴沉的男仆说：“也许……那个佐料……就要一点，总之——”他吃了一口又说：“我听说她在找房子，打算住在这儿。”
“我听说她打算离婚，”詹尼冒失地说。
“我希望她离婚！”阿切尔大声地说。
这话像一块炸弹壳落在了阿切尔家高雅、宁静的餐厅里，阿切尔太太耸起她那优雅的眉毛，那根特殊的曲线表示：“有男仆——”而年轻人自己也意识到公开谈论这类私事有伤风雅，于是急忙把话题岔开，转而去讲他对明戈特老太太的拜访。
晚餐之后，按照自古以来的习惯，阿切尔太太与詹尼拖着长长的绸裙到楼上客厅里去了。当绅士们在楼下吸烟的时候，她们在一台带搂刻灯罩的卡索式灯旁，面对面地在一张黄檀木缝纫桌两边坐下，桌底下挂一个绿色丝绸袋，两人在一块花罩毯两端缝缀起来。那以鲜花铺底的罩毯是预定用来装饰小纽兰·阿切尔太太的客厅里那把“备用”椅子的。
这一仪式在客厅里进行的同时，在那间哥特式的图书室里，阿切尔正让杰克逊先生坐进火炉近处的一把扶手椅，并递给他一支雪茄。杰克逊先生舒舒服服坐在椅子里，信心十足地点着了雪茄（这是纽兰买的）。他把瘦削的脚踝朝煤炉前伸了伸，说：“你说那个秘书仅仅是帮她逃跑吗。亲爱的？可一年之后他仍然在继续帮助她呢。有人在洛桑亲眼看见他们住在一起。”
纽兰脸红了。“住在一起？哎，为什么不可以？假如她自己没有结束她的人生，又有谁有权去结束呢？把她这样年轻的女子活活葬送，而她的丈夫却可以与娼妓在一起鬼混。我痛恨这种伪善的观点。”
他打住话头，气愤地转过身去点着雪茄。“女人应当有自由——跟我们一样的自由，”他断然地说。他仿佛有了一种新的发现，而由于过分激动，还无法估量其可怕的后果。
西勒顿·杰克逊先生把脚踝伸得离炉火更近一些，嘲讽地打了一个唿哨。
“嗯，”他停了一下说，“奥兰斯卡伯爵显然和你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我从未听说他动过一根指头去把妻子弄回来。”
6
这天晚上，杰克逊先生离开之后，两位女士回到她们挂着印花布窗帘的卧室，纽兰·阿切尔沉思着上楼进了自己的书房。勤快的仆人已跟平时一样把炉火燃旺，调好了灯的光亮。屋子里放着一排排的书，壁炉炉台上放着一个个铜制与钢制的“击剑者”小雕像，墙上挂着许多名画的照片——这一切看起来格外温馨。
他坐进自己那把扶手椅时，目光落在梅·韦兰的一张大照片上，那是他们恋爱初期那位年轻姑娘送给他的，如今已经取代了桌子上所有其他的画像。他带着一种敬畏的新感觉注视着她那坦诚的前额、庄重的眼睛，以及天真快乐的嘴巴。他就要成为这位年轻女子的灵魂监护人了著作，作为他归属并信奉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令人惊叹的产物，这位年轻姑娘对一切都全然不知，却又期待着得到一切。她像一个陌生人，借助梅·韦兰那熟悉的容貌回望着他；他又一次深刻地认识到：婚姻并非如他惯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安全的港湾，而是在未知的大洋上的航行。
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事搅乱了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信条，并使它们在他的脑海里危险地飘移。他个人的断言——“女人应当是自由的——跟我们一样自由”——击中了一个问题的要害，而这个问题在他那个圈子里却一致认为是不存在的。“有教养”的女子，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都决不会要求他讲的那种自由始人是朗格和李普曼，后发展为若干支派，其中影响最大的，而像他这样心胸博大的男人却因此越发豪侠地——在激烈辩论中——准备把这种自由授与她们。这种口头上的慷慨陈词实际上只是骗人的幌子而已，在它背后止是束缚世事、让人因袭守旧的不可动摇的习俗。不过，他在这里发誓为之辩护的未婚妻的表姐的那些行为，若是出现在自己妻子身上，他即使请求教会和国家给她最严厉的惩罚也会是正当的。当然，这种两难的推测纯属假设；既然他不是个恶棍般的波兰贵族，现在假设他是，再来推断他妻子将有什么权力，这未免荒唐。然而纽兰·阿切尔想像力太强，难免不想到他与梅的关系也可能会由于远没有如此严重和明显的原因而受到损害。既然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向她隐瞒自己的过去是他的义务，而作为已到婚龄的姑娘，她的义务却是把过去的历史向他袒露，那么，两个人又怎能真正相互了解呢？假如因某种微妙的原因使他们两人互相厌倦、误解或发生不愉快，那该怎么办呢？他回顾朋友们的婚姻——那些被认为是美满的婚姻——发现没有一个（哪怕一点点）符合他为自己与梅·韦兰构想的那种终生相伴的热烈而又温柔的友爱关系。他意识到，作为这种构想的前提条件——她的经验、她的多才多艺、她的判断自由——她早已被精心训练得不具备了。他预感地打了个冷颤，发现自己的婚姻变得跟周围大部分人完全相同：一种由一方的愚昧与另一方的虚伪捏合在一起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乏味的联盟。他想到，劳伦斯·莱弗茨就是一个彻底实现了这一令人羡慕的理想的丈夫。那位仪态举止方面的权威，塑造了一位给他最大方便的妻子。在他与别人的妻子频繁发生桃色事件大出风头的时刻，她却照常喜笑颜开，不知不觉，四处游说：“劳伦斯极其循规蹈矩。”有人在她面前提及朱利叶斯·博福特拥有纽约人所说的“外室”时（籍贯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常常如此），据说她气得脸都红了，并且把目光移开。
阿切尔设法安慰自己，心想他跟拉里·莱弗茨那样的蠢驴决不可同日而语，梅也不是可悲的格特鲁德那样的傻爪；然而这差别毕竟只是属于才智方面的，而不是原则性的。他们实际上都生活在一种用符号表示的天地里，在那里真实的事情从来不说、不做主张分明上下、贵贱、尊卑之序，以防同异相混。认为认识，甚至也不想，而只是用一套随心所欲的符号来表示；就像韦兰太太那样，她十分清楚阿切尔为什么催她在博福特的舞会上宣布女儿的订婚消息（而且她确实也希望他那样做），却认为必须假装不情愿，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这颇似文化超前的人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