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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明戈特太太的两个外籍女儿成了一则神话故事。她们从不回来看望母亲。母亲依恋故土且身体肥胖，像许多思想活跃意志专横的人那样，一直达观地留在家中，而那幢乳白色的房子（据说是仿照巴黎贵族的私人旅馆建造的）却成了她大无畏精神的见证。她在里面登上宝座，平静地生活在独立战争前的家具与路易·拿破仑杜伊勒利宫（她中年时曾在那儿大出风头）的纪念品中间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仿佛住在34街以北、用开得像门一样大的法式窗户代替推拉式吊窗丝毫不足为怪似的。
人人（包括西勒顿·杰克逊先生）都一致认为，老凯瑟琳从没拥有过美貌，而在纽约人眼中，美貌是成功的保证，也可作为某些失败的借口。不友善的人们说枢，山西平遥人。早年受李大钊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像她那位大英帝国的同名女人①一样，她获得成功靠的是意志力量与冷酷心肠，外加一种由于私生活绝对正派而使她在一定程度上免遭非议的傲慢。曼森·明戈特先生去世的时候她只有28岁。出于对斯派塞家族的不信任，他用一条附加条款“冻结”了自己的遗产。他那位年轻、果敢的遗孀大无畏地走着自己的路，她无拘无束地混迹在外国的社交界，把女儿嫁到天知道何等腐化时髦的圈子里，与公爵大使们开怀畅饮，与教皇政治家亲密交往，款待歌剧演员，并做了芭蕾名门之后塔戈里奥尼夫人的密友。与此同时（正如西勒顿·杰克逊首先宣布的），关于她的名声却从没有一句口舌。这是她惟一一点，他总是接着说，与以前那位凯瑟琳的不同之处。
①指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王后。
曼森·明戈特太太早已解冻了丈夫的财产，并殷殷实实地活了半个世纪。早年困境的记忆使她格外节俭，虽然她在买衣服或添置家具时总是关照要最好的，但却舍不得为餐桌上瞬间的享乐过多破费。所以，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她的饭菜跟阿切尔太太家一样差，她的酒也不能为之增光添彩。亲戚们认为，她餐桌上的吝啬损害了明戈特家的名誉——它一向是与吃喝讲究连在一起的。然而人们还是不顾那些“拼盘”与走味的香摈，继续到她家来。针对她儿子洛弗尔的劝告（他企图雇佣纽约最好的厨师以恢复家族的名誉），她常常笑着说：“既然姑娘们都嫁出去了，我又不能用调味品，一个家庭用两个好厨师还有什么用？”
纽兰·阿切尔一面沉思着这些事情，又把目光转向了明戈特包厢。他见韦兰太太与她的嫂嫂正带着老凯瑟琳向族人灌输的那种明戈特家特有的自恃面对着组成半圆形的批评者。只有梅·韦兰面色绯红（也许由于知道他在看她），流露出事态严峻的意味。至于引起骚动的那一位，依然优雅地坐在包厢角落里，两眼凝视着舞台。由于身体前倾，她肩膀和胸部露得比纽约社会习惯看到的稍稍多了一点，至少在那些有理由希望不引起注意的女士们中间是如此。
在纽兰·阿切尔看来，很少有什么事比与“品味”相悖更难堪的了。品味是一种看不见的神韵，“举止”仅仅是它直观的替代物与代表。奥兰斯卡夫人苍白而严肃的面孔，按他的想象是适合于这种场合及她的不幸处境的，但她的衣服（没有衣领）从那单薄的肩头坡下去的样式却令他震惊不安。他不愿设想梅·韦兰受到一个如此不顾品味和情趣的年轻女子的影响。
“究竟——”他听到身后一个年轻人开口说（在靡菲斯特与玛莎的几场戏中，大家自始至终都在交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哦——她离开了他；谁也不想否认这一点。”
“他是个可怕的畜牲，不是吗？”年轻人接着说，他是索利家族中一位直率的人，显然准备加入那位女士的护花使者之列。
“一个糟糕透了的家伙；我在尼斯见过他，”劳伦斯·莱弗茨以权威的口气说。“老喝得半醉，苍白的面孔上露出讥笑——但脑袋倒很漂亮，不过眼睫毛太多。噢，我来告诉你他那德行：他不是跟女人在一起，就是去收集瓷器。据我所知，他对两者都不惜任何代价。”
这话引出一阵哄堂大笑，那位年轻的护花使者说：“唔，可是——”
“唔，可是，她跟他的秘书逃跑了。”
“噢，我明白了。”护花使者的脸沉了下来。
“可是，这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听说她几个月后就独自住在威尼斯，我相信洛弗尔·明戈特那次出国是去找她的。他曾说她非常地不快活。现在没事了——不过在歌剧院里这样炫耀她却另当别论。”
“也许，”那位小索利冒险地说，“她太不快活了，不会愿意一个人被晾在家里。”
这话引来一阵无礼的笑声，年轻人脸色深红，竭力装出是想巧妙使用聪明人所说的“双关语”的样子。
“唔——不管怎么说，把韦兰小姐带来总是令人费解，”有人悄悄地说，一面斜视了阿切尔一眼。
“噢，这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嘛：肯定是老祖宗的命令，”莱弗茨笑着说。“老夫人要是干一件事，总要干得完全彻底。”
这一幕结束了，包厢里一阵普遍的骚动。纽兰·阿切尔突然感到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他要第一个走进明戈特太太的包厢，第一个向期望中的社交界宣布他与梅·韦兰的订婚消息，第一个去帮助她度过表姐的异常处境可能使她卷入的任何困难。这一冲动猛然间压倒了一切顾虑与迟疑，促使他匆匆穿过一节节红色走廊，向剧院较远的一端走去。
进入包厢的时候，他的眼睛遇到了韦兰小姐的目光，而且他发现她立即明白了他的来意，尽管家族的尊严不允许她对他明讲——两个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很高尚的美德。他们这个圈子的人都生活在一种含而不露、稍显矜持的气氛中，年轻人觉得，他与她不用说一句话就能互相沟通，任何解释都不能使他们更加贴近。她的眼睛在说：“你明白妈妈为什么带我来。”他的眼睛则回答：“无论如何我都不肯让你离开这儿。”
“你认识我的侄女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吗？”韦兰太太与她未来的女婿握手时问道。按照引见给女士的习惯，阿切尔欠一下身子，没有伸出手；埃伦·奥兰斯卡轻轻低一下头，两只戴浅色手套的手继续握着那把大鹰毛扇子。与洛弗尔·明戈特太太打过招呼——她是个大块头的金发女人，穿一身悉索作响的缎子衣裙——他在未婚妻的身旁坐下，低声说：“我希望你已经告诉奥兰斯卡夫人我们订婚了吧？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我要你允许我今晚在舞会上宣布。”
韦兰小姐的脸变成曙光般的玫瑰红色，她两眼发光地看着他。“如果你能说服妈妈的话，”她说，“不过，已经定了的事，干吗要改变呢？”他没有说话，只用眼睛做了回答。她信心更足地笑着补充说：“你自己告诉我表姐吧，我允许你。她说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常和你一起玩耍。”
她把椅子向后推了推，给他让出了路。阿切尔怀着一种让全场的人都能看见自己的举动的愿望，立刻示威性地坐到了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身边。
“我们过去的确常在一起玩，不是吗？”她问道，一面用严肃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你那时是个很讨厌的男孩，有一次你在门后面吻了我，但那时我爱上的却是你的堂兄范迪·纽兰，可他从来不看我一眼。”她的目光扫视着那些马蹄形排列的包厢。“啊，这场面多让我回想起过去的一切啊——我发现这里人人都穿灯笼裤或宽松裤，”她带着略微拖长的异国口音说，目光又回到他的脸上。
这番话尽管表达的感情是令人愉快的，却竟然使他想到了威严的法庭，这一不相称的联想令年轻人感到震惊。而此时此刻，这个法庭就摆在她的面前，她的案子正在进行审理。没有什么东西比不合时宜的轻率更有伤大雅了。他有点生硬地回答说：“是啊，你离开这儿已经很久了。”
“啊，好像有好几百年了。太久了，”她说，“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被埋掉了，而这方亲切的故土就是天堂。”说不清是什么理由，纽兰·阿切尔只觉得这样形容纽约社会就更加失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