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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兴致勃勃地向Mark杜打听若地。
“诗写得棒极了。我认定了这个哥们。”
“他三年前就在追艾欣。什么进展也看不出，我都替他急。”Mark杜说，“他在四川鼓捣音乐，北京也真怪，好多人一到这地方全部变了。这个城市像一个搅拌器，它是有本事把你弄得晕头转向而忘了自己究竟准备做的什么。”
我对Mark杜表达了我的看法。他冲着前边喊：“若地你走慢点，有人要和你说话。”
风掀起长长的围巾顺便也吹乱了他的长发。我们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正在叉开五指梳理，一边抱怨着身上无休无止的静电。
“这种鬼天气，真要这样下去每个人头顶都得安装避雷针。”
我想告诉他都是化纤衣服惹的祸，但话说出来却变为：“Mark杜说原来你做音乐？”
“音乐？我更喜欢另外的说法，我做阿炳，就是拉二胡的那个阿炳。”他两手操在牛仔裤包里骄傲地说，“妈妈教了我十年，到北京放弃了。”
我感到惊诧。
“可是可惜，但是好多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你说话像是从书上抄下来似的。这样你习惯吗？”他迈着那种懒散的步伐对我说，“我这样说没伤着你吧！来北京多久了？”
“一年多一点。这个时代丢失得最多的就是个性。你很好。”我讨好地说。
“你看你又来了。”他笑着说，只是眼睛仍然眯着，好象永远也睁不开似的。“小说销路怎么样？我读过你的小说。”
“没去过问，我学的是吴敬琏，不过我也放弃了。”
“当然，”他说，“你肯定会放弃。”
艾欣坐进副驾驶室，我、Mark杜和安我们三人坐在后面。这是一辆红色的富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校园民谣，淡淡的吉他声忧伤得像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艾欣探出身子招呼后边的车跟着，等她缩回头，司机就放开刹车起步了。从反光镜里，我看见艾欣卸下她的披肩。
“他这个人是有点怪怪的。”我对Mark说，同时声音不至于小得艾欣听不见。
“你们两个差不多。你掉书袋，若地那小子说话每一句都像经过剪接。在我看来都他妈的阳痿。”Mark杜往安那边挤了挤。“艾欣你说是吗？”
“没听清你们说什么。”艾欣侧过身说，这时她的电话嘟嘟地响，她赶忙回过身接电话。
我记起那粒黑痣，离得这么近，可是隔着玻璃我怎么也看不见。我不在把腰弓着，躺到靠背上。Mark杜也躺着，安偎在他的怀里。
他说。
“若地三年前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听艾欣说，前年电视台组织一次比赛，他去报名参加，不知怎么，指导老师说了几句伤他的话，轮到他上台演奏你猜他怎么作？”
“不想猜。”
“轮到他上台，他抱着二胡静坐，手指未拉一下弓，4分33秒后，他宣布他一曲终了。他说半个世纪以前，约翰？凯奇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这曲无声之乐。今天在北京，他用这首曲子来对自己作交待。谁都知道演艺圈伤自尊的事多如牛毛，我问过他，他说不是。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然而他从此不再拉二胡了。”
前边是红灯，车停下来，我感觉我的身体一直微微前倾着。收音机里那个沙哑的声音忽然被播音员甜美的广告语打断。她报道现在有一款洗衣机打八折另送电炒锅。人生总是这样，不被自己打断就是被别人打断。昨天拼着命争取的，今天看起来毫无意义。在庞大的城市机器里，能够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没有选择余地的人。每天有多少颗勇敢的心来到北京，每天又有多少梦在北京被碾碎！你觉得多年的同学变了，多年的同学也觉得你变了。最主要的，自己也觉得自己变了。指导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规则转眼间全是一堆垃圾。走在街上，随时都可以看见一个女孩对她的小狗亲昵万分而对汹涌的人流熟视无睹。城市教会的首先是怀疑，每天看到听到的谁都不会当真。打八折还送一口电炒锅？它肯定有它的猫腻。播音员的语音未落，若地早就绕到问题的底面。
“艾欣，和你来的女生是做什么的？”
“你问的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只知道她白天睡觉。”
我想，到凯宾斯基我得先找卫生间尿尿。
晚上两点半钟，电脑像往常一样准时打开播放程序。我在鸭绒被里摸索着，试图挪开艾欣的腿。
“手缩回去。”她说，“我的电脑也有这样的设置，别管它，好好睡你的。”
“你没有睡？”
“是你没有睡。”
我把头埋到她的胸前，呼出的热气热呼呼的反弹到我的脸上，我的手机械地摸着她光滑的背部。她的肩膀露在被子外边，冰凉，像小号的过门。我还摸到枕头边空空的乳罩。我记得它是那种少见的灰褐色，设计师把它做得很巧妙，取下它费了不少周折。每一次她吸气小腹便在我的胸部散开，呼气的时候小腹又均匀地退回去，这种缓慢的蠕动，让我沉浸到那并不存在的摇篮。我想着我睡在摇篮里，所有的到达的都是同样的距离，我的心仿佛在偷懒的睡觉，一点也没有听到它跳。我闭上眼睛，沉醉在这温柔的节奏。小号长时间在低音区徘徊，像是积蓄全部的力量以便跨越到另一个音阶。乳房摩沙着我的脸颊，使我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幸福。大约是若地在酒店朗诵《昨夜的月亮》时我就醉酒了。披肩呢，我记得我一直把它拿在手里。
二天中午过后，北京飘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千朵万朵的雪花飞到与人差不多的高度，它们变得谨慎极了，飘来荡去寻找着最好的安身之处。我伸手拦下几片，它们颤着翅膀停在指尖上，眨巴着眼睛望我。它们没有一个濒变的过程，我盯着盯着突然就不见了。我在公寓门前站了好半天，没有哪一次看清楚它们是怎样散去的。雪花漫漫地飘，我听到沙沙沙的声音，可是我不知道这声音是在那一个方向。这徒然增添了我的惆怅。
“你的女朋友啊？”守电梯的阿姨缩着脖子问。
“你看她长得怎么样？”我微笑着正式征求她的意见。一边搓着微微发红的手。
我们公寓的电梯二十四小时营业。有三个管理员，我最喜欢这个热心肠的阿姨。我住在十六楼，每次走出电梯她都双手一啪，帮我弄亮过道里的声控灯，总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两句。初初来北京那阵子，逢到是她上班，我经常同她呆在电梯里说话。她老家是广西人。十八岁嫁到北京就没有回去过。每当聊到我们南方温和的气候，她总这样说，我们家乡离你们家乡不远。现在只有祖坟和一些远房的堂兄妹在那边了。
“开玩笑，当然长得好。”她说，“但我看出她不太高兴。”
“你也看出她不高兴？”
“是有点不高兴啊，”她说：“现在的女孩子娇气，不应该得罪她，什么地方人？”
“您猜她是什么地方人？”
“她长得不像南方人。”
“那你说她像什么地方的人？”
“东北人。”
电梯到五楼停下，她开门放两个人进来。到八楼两个女人走后，她说：“她们是去找人玩麻将，你会玩吗？”
“不会。”
“年轻人哪，赌博那东西最好不要沾边。”
“也不见得，我看刚才那两个女的还没有我大。”
“你别糟蹋自己了，”她凑到我面前压低声音说，“她们是二奶。”
“二奶？”
“二奶！”说着她使劲点点头。
站在寓所前我摸钥匙开门的时候，回想到她把头点得母鸡啄米那般，我忍不住想笑。
茶几上的菜早凉透了，我挟了片白菜叶子挑了点辣椒，凑合着吃完剩下的饭。艾欣用的碗几乎还原封原样。盛给她的鱼丸子只吃掉一个。我捡起掉在地毯上的纸巾，打电话通知菜馆。
按理说艾欣大我还不到三岁，但她好像觉得自己比我大半辈子。任何一件事还没有开始她便看得到结果似的，你要说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