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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根直肠子，那我告诉你，艾欣在玩同性恋。”他下了天大决心似的说出这句话，神秘地看了看四周。
“你听谁说的？”我把视钱从他神色警惕的脸上移开。
“这种事怎么能乱说，端午节的头一天，没错，第二天就是端午节，下午三点多钟吧，我伏在桌子上打盹，艾欣和二恭石子手拉手走进来。二恭石子和我打招呼，我装睡着没理睬她。你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对风骚的女人向来没好脸色。他睡着了，艾欣说，宝贝，电梯里装有监控器，下次可别胡来。每一块地方都想你，飞机在北京上空盘旋的时候，我比谁都着急。二恭石子这样说。她说话你也知道，尾声稍带点颤抖。我轻轻转过脑袋，从胳膊弯处偷看，二恭石子背对我骑在艾欣大腿上，嘴里不干不净的呻呤。而艾欣像被她融化了似的，任由她打开上衣的拉链。她们接吻接得很响。两个女人玩起爷们玩的把戏，一点也不含糊，若地和你提着棕子到公司的时候，二恭石子刚走不到几分钟。”
我若无其事的喝了两口啤酒，语气却很勉强。
“我当是什么新闻。北京这样犯贱的女人不是一个两个。”
“国家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是长此以往，传出去对公司影响不好。”
“身体是个人的，让谁抚摸只能由她自己决定。你每年过几次性生活？”
赖飞攸地剜我一眼，不长胡子的脸颊像一架准确的计数器。
“每个月也就那么三次，你什么意思？”
“你得多努力。”我掏了掏耳朵，尽量装出平淡的语气说，“官方公布，中国人平均每年做爱六十九次。这还不算对自己性别糊涂的同性恋大军。只有公众的性生活协调了，国家才能谈得上真正意义的进步。美国人在发明伟哥以前是一百三十二次，现在恐怕翻了这个数。”说着，我轻轻地摇了摇手掌。
在赖飞还未向我告密之前，单从艾欣的眼神，我就觉得有哪个地方不太对劲。我对我的身体向来比较敏感。尤其是当困惑我的禁锢被李唯打开，曾经尝过甜头的肉体歌手雇佣的啦啦队那样神情饱满。单独和艾欣在一起的时候，总忍不住跃跃欲试，只是我羞于向她开口，那种让整个世界为之哗变的疲软已经一去不复返。我的精力旺盛得像一匹种马。我努力寻找着这样的机会，甚而考虑过婚姻家庭，只要涉及到这方面的话题，我一改玩世不恭的态度，滔滔不绝地施展雄辩的口才。然而艾欣取消了随便上床的习惯，她暗地里为我再次得手的可能作过周密的部署，每一次都被她含蓄地推委过去。去年十二月七日，我满二十五周岁，不刮风，不下雪，这在北京是一个奇怪的天气。司机送我们到世纪坛东口，工作人员一个小时以前就下班了。裹在军大衣里的卫兵听过艾欣的请求，为难地说：“你的想法很美，只可惜我没有这个权利，祝你生日快乐。”艾欣小跑着回到世纪坛入口处告诉我，卫兵们不允许到坛上去。我捧住她的脸，天上倒挂着几颗星星，活像一幅图画。我们并非一定要到坛上去，你在我面前，就是最好的祷告。我轻轻揽住她的腰，隔着两件厚厚的大衣，我感觉到了那种久违的幸福，那种曾经在我的记忆里千百次出现的幸福。我一个愿也来不及许，吻着她的耳根，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梦想的太多，实际上，真正需要的却是很少。她把手伸进我的大衣口袋里，我们就这样围着世纪坛一圈圈绕起来。
“艾欣，看在我生日的份上，你对我说句真心话，除了我，还有没有其他男人？”走到第十圈，我打破沉默，可是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如果你不愿意，别勉强自己。”
“我讨厌男人，就是你们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大约走过了五六块方砖，她在夜色中瞧着我说，“当然，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那样。”
她这种词不搭意的回答让我痛苦地回想起我在斯宾诺莎酒店的大堂里看见她揽住二恭石子的情景。
“你歇着吧。没有月亮真好。”我说，“我自个儿把剩下的几圈走完。”
“不，”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你看见楼房里的那些灯光吗？你说有一天会不会有一盏灯属于我？”
“肯定会，只要你愿意。”
“明年你的生日我再陪你到世纪坛来。”
“后年呢？”
“后年我想住到乡下去。”
披着红红的披肩，我们住到乡下去。哪怕我们每天都过得小心谨慎。可是，艾欣，这么大的城市，不迷失根本不可能。我们之间，横亘了太多的车流，太多的人群。住到乡下去，艾欣，趁我还年轻，还来得及，好好爱你，你画老鹰吧，要不，睡觉也行。我可以洗衣种地，小白菜料理得干干净净。我喜欢无所事事地守着一个人，喜欢手指滑过脸颊时稍作的停顿。因为那样，青春会一直在我手里。离远方近，离明天也近。住到乡下去，艾欣，别再让我疑神疑鬼，别再让我寂寞地想像你的敲门。住到乡下去，艾欣，我们住到乡下去。
轻轻侧过头去我不让她看见又一次夺眶而出的泪水。
“我相信你，但是我不相信。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不允许乱说。”抬起她的下巴，我看见她也哭了。
赖飞捋了捋衣袖，他取一张餐巾纸蒙住嘴吐了一口痰。
“若地给我上过一堂课，他说，性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唯一不需要付出就可以得到的快乐，这道理也适合他们这些性变态？”
“也许吧，”我心不在焉地说，“百分之六十的中国人只一个性伴侣，但我有两个。““我的原则是感情由钱支配。账户上没摆有几十万，我不会去碰第二个女人。”
他的账户上现在真的摆上了让我们焦头烂额的三十万。
在他失踪的二十多天，Mark杜和我背着艾欣去找关奇。他更倒霉，事务所主任在一宗经济案中做了手脚，他这个马前卒差一点连自由都赔上。他躺在病床上，看完我们的材料，得出的结论比我推断的还要严峻。法律认准的是依据，要打赢这场官司，可谓是一点指望都没有。除了道德上的谴责，赖飞不会损伤一根毫毛。公司的聘用合同上写得不含糊，三十万的年薪。公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时间地点一样都不少。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会认为当初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我们是在开玩笑。更换了法人是事实。但我们没有对过去的债权债务在哪家媒体上发布过巴掌大的一条申明。最严重的是，从账目上看，公司有支付能力。公司并没有破产。至于赖飞取走的这笔资金是厂家的货款还是别人的订金，法院可以不予考虑。工商局的登记表上实实在在地摆着一百万人民币的注册资金。较起真来，我们更说不清。而这一切，赖飞操纵得天衣无缝，可说是一点余地都没有留给我们。材料显示他到我们公司干了十五个月，公司还欠他三个月的工资。艾欣知道赖飞从帐上取走钱并没有转到安徽客户的账上，她就感觉到大事不好。若地找遍了他想当然的几个小区也摸不清楚赖飞这些年究竟是住在什么地方。第三天发了疯似的若地终于拨通那个黑色的电话号码。赖飞说，自从到红森林公司打工，他从没休假，他正在大连看国际服装节，走的时候匆忙，取了自己的工资忘了跟公司的领导打招呼。如果我们对此有什么争议，让法院给他发传票好了。
雪儿嫁人后，我把桌子上的君子兰换成一盆矮矮的月季。那天我在分机上听完赖飞的这一番说辞，挂上面前的电话，一瓣一瓣地，我把五朵月季花撕得光秃秃的只剩下三根花茎。我第一次领教了武侠小说里经常提到的那种阴毒。艾欣非得要到法庭上讨个说法，她像一个月经失调的女人那样一会儿要这个收集这，一会儿要那个复印那，而她则长时间坐在椅子上目瞪口呆地望着赖飞的办公桌。
审判长宣布开庭，宣读起诉书，证明材料，双方陈述，年轻的书记员皱着眉头飞快记录，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艾欣发言的时候几次被审判员打断，因为她反复地跑到与本案无关的情节上去。赖飞的律师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他侃侃而谈，头头是道，所作的陈词在我听来也无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