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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风光的企盼也许就没有了痛苦。
想明白之后，我突然感到十分轻松。我决定尽快出院，趁机回家一趟，看看瑞珊到底为什么音信全无。我的手术已经基本痊愈，医生大概不会阻拦我。
第二天上午我办了出院手续，之后坐上203路无轨电车来到齐哈市火车站。可是下了电车，面对高大的票房子，我犹豫起来。人没走到最后一步，没到达临界状态，不知想像的深浅；只有迈出最后一步，踏向完全陌生、完全空洞的“未来”，才可能实际地感受到想像的危险性。此时我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的选择意味着我将逸出社会之外。万一叫部队知道了，开除军籍，即使回到地方，也无法安排工作。可怕的后果等着我——失去瑞珊，毁掉了赡养父母的许诺。一个现实的自我出来发问，我的选择是不是有些轻率，我有没有必要把路走绝了。我在站前广场上来回踱步。时针飞快，两次列车已经轰轰走过。
我必须抓紧时间说服现实的自我。我应调出理性的自我，积怨多年的他能够引爆出强大的诉讼力量。是的，我发现，只要理性的自我一站出来，现实的自我就黯淡地、萎靡地退到一边，接受无情的审判。理性的自我几乎是带着一种愤怒的语调斥责现实的自我：你究竟想要什么？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我多年来作为主要的代表一直同现实进行抗争。我所追求的就是个体人的自由发展，是同所有的黑暗、邪恶、暴力划开界限。这是人的所有欲求中最高的欲求。可是它何时得到过承认，何时得到过满足？我的所有痛苦都是因为长期遭到扼杀和压抑而引起的。你因为同情我的遭遇，也是为了促成我的高洁，宁愿牺牲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居到幕后。今天，当我对现实再一次发起冲击的时候，你为什么充当拦路虎？人要安于一种秩序，祈求秩序下的恩典，他必须对这个秩序的良好性能有充分的体验。果真如此，他不但可以做这个秩序的良民，还应该做维护它的战士。可是我何曾体验过它的福祉？你应该记得，我从高中时代开始发育。那时我想脱离蒙昧、追求知识。我甚至早早支付了青春，当别人都在享受游戏的快乐时，我把自己关在幽暗的小屋里，埋身于书本中。我不知烧掉了父亲的多少蜡烛、灯炮，消耗了他多少度电字？以至他常常在深夜中醒来时蛮横地吹掉蜡烛、关掉灯，惹得我愤愤然，故意把父亲的关爱说成是吝啬，虽然在当时大批灯炮和蜡烛的消耗底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你更应知道，我对当时剥夺学习时间的政治活动深恶而痛绝之。什么一年两次的支农、什么没头没脑的勤工俭学、什么大炼钢铁、什么学雷锋，我认为所有这些份外活动，全都是制造垃圾的程序，全都是对人才成长的摧残和扼杀。可是穿透历史的目光被横暴的力量压到意识的深层，只能变成自言自语。先驱者的消极对抗——不积极参与，被指责为“只专不红”，满脑子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随后就是班级小干部们、老师们无休无止的谈话帮助，更有声势浩大的全班批判，会场上此伏彼起的声讨能让人的惊魂出壳。有多少次，我在大汗淋漓中变成了《暴风骤雨》中的地主韩老六。你还应记得，我从来没为了大红大紫去找班级小干部汇报思想，没征求过任何一个同学对我的批评意见，更没溜须过任何一个老师。我就是我，我相信我的价值只能由我自己去给与，只能由我自己去创造。可是就因为这一点，我招来了无穷的麻烦。所有那些脑袋像灌了铅的木头人、无论如何拼命学也赶不上我的心灵阴暗的妒能者、还有那些学习上的白痴政治上的小爬虫们，都把我当成了他们的死敌。他们向老师打的小报告，可以堆积成山。有的竟然偷我的日记和准备“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反诗交给学校领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高中时代，他们把我说成是拜仑式的人物，孤高自傲，遗世绝立。在大学，他们又把我说成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个人主义者，个人奋斗的典型。毕业前他们和老师合谋，想把我永远送上政治的断头台。你特别应当清醒，我的坎坷，不是哪一个人有意跟我作对，在我的前面放上了绊脚石。那是整个时代以无形的手在作业的结果。他们看的不错，我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是这个时代的蒿草。它要拔出的就是我这种人。你不要糊涂，文革是权力阶层的自我震荡和调整，时代的本质并没发生变化。你一时之间被错置，浮到时代的表面，乃至踏进了它显赫的门庭，但由于我依然是我，所以你早晚要回到我的命运。你表面上是维护一般的世俗利益，在骨子里还是对升迁抱有希望。你不自量力，在恶名传遍全师的情况下还心存自欺欺人的幻想。告诉你，今后你干的再好，也是零。你要翻身比登天还难。难道你真的要在深山狭谷里苦做，为那点虚名、为那点营头小利而和瑞珊长相思、长相望吗？你还因为胆小，把危险夸张了。你还不懂这个时代的虚伪和狡滑。为了向世人和外界显示自己的大度，它的惩戒也有尺度。只要你把住政治上的关口，不放出攻击它的言论，它不会轻易地对你处以开除军籍的极刑。如果因为开除军籍以下的处分，部队马上把你开付到地方，不是正中你的下怀吗？你不是可以和瑞珊长相守了吗？这个世界，只有私人领域的爱还存有真。为了它，抛弃宦官仕途的道路，值得。你还犹豫什么？快跟我走，火车第五次进站了。
摆脱了现实自我的控制，我向站房走去。但可能是怏怏不睬、脚跟不稳，也可能是后面的来人太急太猛，我一下被撞倒在台阶上，脚脖子还拧了一下。我试图站起来，但试了几下都没成功。我被一个好心的顾客搀扶着，好不容易走了几步路，坐在了旁边的石凳上。这时火车再一次发出长鸣，并有节奏地向远方驶去。
我有点怅惘，亦有点解脱。我可以再去住院，细细掂量今后的对策。我不是装，我的左脚千真万确是支病脚，它疼得钻心，疼得我直冒虚汗。我管我这支病脚叫阿喀琉斯之踵。它两次受伤，一次是骨折，一次是烧伤；全都在脚后跟。因为治愈不彻底，每穿高底儿鞋、硬底儿鞋走路长了，它都生疼。上山伐木和往下拽木时，它不知疼过多少回。
我永远忘不了它第一次是怎么变成阿喀琉斯之踵的。那是一九六0年，弟弟饿死不久，父亲站在屋地上捧着满碗的高梁糠往肚子里咽。他要以身示范，叫我们每顿少吃点粮食，把它们更多地分给绵绵无期的未来岁月。我想像着怎样吞食高梁糠，简直难以下咽。而且听说，高梁糠不消化，容易造成长期的便秘、死人。我实在看不下去父亲被噎住的情景，抢下碗，答应他去偷糖疙瘩渣子——那是经过硫酸腐蚀榨出糖后剩下的丝条，平时用来喂猪喂牛。但把它和苞米面掺在一起做菜团子，比较好咽，能够壮肚。糖疙瘩渣子在城外七八里远的地方，因为要往运往南方，救济灾民，所以有人荷枪实弹地在那里把守。我的行为是偷，是摸共产党的哨，还准备搭上性命。那时我刚刚读完《共产党宣言》，刚刚在全县的演讲大会上获奖不久。那时我还想写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这个巨大的反差把耻辱送给我咀嚼，它无情地粉碎了我青春时期纯洁的梦，革命英雄的梦。我还有生命死亡的悲剧感，一枪过来，我完全可能在毫无价值的行为中把可爱的青春交给死神。我拉着耙犁，踏着积雪，奔向目的地。皎洁的月光和皑皑的白雪交相辉应，把宇宙、天空、大地照得分外鲜明，亮同白昼。我越益分明地感到了自身的渺小。我像走向刑场那样，心底都在流泪。我感到，我脚踏积雪的声音也像是一种呜咽，它传达着我的心境。越接近目标，我离青春的理想越远。到最后，我心中只剩下了一个意念，就是怎么把疙瘩渣子偷到手。目标出现时我看到，在它和站在大道边的我之间横亘着一片覆盖着白雪的沼泽地，越过沼泽地围着三层铁丝网。铁丝网里堆着高高的糖疙瘩渣坨子。它像及金字塔那样矗立在空中，想来也有三十多米高。在大约一半高的坨子上一个护渣使者穿着大衣、背着枪，转圈地巡逻。上，是死；不上，也是亡（饿死）。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来了，幸运的话还能保住全家的命。于是我慢慢爬到目标跟前。当护渣使者转过身去时，我一下钻过铁丝网，当他转过来身时，我趴伏到两道铁丝网的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