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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什么时候时候我才能再度亲她呢？每望着那个乳峰高耸、年令和瑞珊相仿的少妇，我都忧郁地、怅惘地想。这时我还非常羡慕那个二十二岁的小排长。我生出一种幻念，我要是他该多好，当然，最好那个少妇也应变成瑞珊。
二十、 伟大与渺小
自从和赵春来吵架后我就陷入到十分孤立的状态。我不但越来越成为连队可有可无的人物，而且成为没人敢于接近的人物。上山伐木，我干的再出色，没有人提及。休闲时和人搭话，很少得到回音。即使对方不得不答，发出的声音也像蚊蝇一般有气无力。就连和我十分要好的李雪华也有意躲避我，尽可能不在人多的地方跟我说话。我明白，我已成为一个威胁他们安全的爆炸物。高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遇到蔑视我的场合，自尊更使我保持决绝对立的姿态。当我发现人们怕我像怕瘟疫的时候我不再主动和任何人接触，不再找任何人说话。什么与工农兵结合，我自己就是农民的孩子，用不着谁给我套上枷锁。我也从没把它当成天底下惟一正确的经书。从古希腊哲人到启蒙运动的伟大学者，我从他们充满智慧的言说里能够找到无数利器来粉碎这个制造知识分子奴隶的、欺世盗名的谎言。孤立必然孤独，但我从来就不怕孤独。还在中学时代我就孤独。大学时代，我依然孤独。因为瞧不起那些学习上的笨伯、专门靠政治运动向上爬的班级小干部，我一直是他们和背后支持他们的老师整治的靶子。可是不管他们给我戴上过多少“只专不红”的帽子，不管有多少白眼投递给我，我照样直行。伟大的但丁成了我的精神支柱：“走自己的路，任别人说什么。”易卜生也给了我推动力：“越是孤独的人越是伟大的人。”但孤独也是一杯难咽的鸩酒。被它浸泡久了，看不到生的希望，也会冒出告别人世的念头。我常常觉得我是荒原中的一条孤狼，是暗夜中一条没有形迹的影子。在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就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过生的意义，不止一次地想把我的生命还给上帝。我不知道要不是一个偶然的动念爬上我的心头，我在这里会把孤独持续多久。
事情出现在我的身体上。我越来越感到我的睾丸隐隐作痛。我想起我跟瑞珊整天拥抱而又不能疏导的时候，那时我曾有过同样的症状。我估计这一次犯病多半跟我无休无止的青春梦有关。到团卫生队去诊治，医生说是副睾丸结核，它是由于饮食中的矿物质多而引起的。其危害挺大，可以造成不育。他建议我到齐哈市军医院住院治疗。我虽对他的诊断表示怀疑，但内心里却又喜不自胜。我的第六感觉使我没把问题看的那么严重。我大脑皮层的兴奋点集中在我成功地创造了了一次休息的机会。
住院很顺利，用药更及时。最令我振奋的是医院的伙食。可能是因为当时军队的声誉高，待遇好，社会上的物资虽然紧缺，这里却应有尽有。早餐花样多，馒头、糖饼、花卷、油条、挂面。相应的配有鸡蛋糕、牛奶、浆子、炒鸡蛋、荷包蛋、花生米。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红烧排骨、酱牛肉、浇汁鱼、小鸡炖蘑姑、猪肉粉条、木须肉……所有为当时中国人喜爱的佳肴都能轮番上桌。我说许多战士都想找个借口住院吗，原来这里每一天都是节日庆祝，每一天都是过年。令人愉悦的还有，你彻底地告别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告别了学经书念报纸，整日地处在悠闲状态。医院里的的日常活动除了接受查房、打针，就是玩，逛街。相棋、军棋、扑克、麻将，想玩什么都有。齐哈市虽然不繁华，既无名胜，又无古迹，只一个动物园，还没多少动物，可是宽敞的柏油马路多的很，足够饭后散步的了。
我的病情本来不重，病房医生开始就表示怀疑；待到用上药、症状迅速消失后，他很快就作出了诊断：不是结核，而是轻微的炎症。但他没赶我出院，可能是物伤其类吧，他颇同情我的境遇，说出来一次不容易，建议我多住些日子，做一下包皮手术。我欣然应允。
但我天生是那种有福不会享的人。几天的好吃好喝就使我产生了厌食症。我的那个东西很特别，营养一上来，它就万分活跃。一硬一宿，支楞的我睡不好觉。白天只要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它马上就会撅起来。每乘公共汽车，我都要找个有空隙的地方站着。因为只要人多拥挤、哪管轻轻触碰到女性的身体上，它都会坚挺如铁棍、如木柱。我绝不能让它犯罪，即使让女人说三道四也不行。脸面对我比生命还重要。躲避羞辱和犯罪的惟一办法就是逃避女性。
我彻底地坠入到了生理的旺盛周期。我日日夜夜思念着瑞珊，几乎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天天吃好的，本来已感到油腻，没睡好觉，胃口更没了进食的欲望。我渐渐感到医院同样是一座是牢狱。
烦躁不仅仅是因为被挑起的强烈欲望得不到满足，更因为我得不到瑞珊的任何信息。瑞珊已经三四个月没给我来信了。住院后我立即通知她往医院来信，可是我像遇到了久旱的天气，心灵里得不到一点甘霖的滋润。怀疑变成了热病，一时也不肯退烧。暴怒变成了野兽，时时刻刻在我心中吼叫。可怀疑不能得到证实，吼叫不能被发出，只是几天工夫痛苦和绝望就把我折磨得只剩下了皮包骨。我真真切切感到了生命的微弱，每动一下浑身都出汗，每走一步路都得打晃儿。挽救生命、挽救自我的惟一办法是跑回去看看，能行就行，不行赶快结束。齐哈市离拉哈尔市不远，火车一个小时一趟，回去方便得很。中国有句俗话，叫人在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扎牙。
这时前来住院的王新民告诉我分配已经结束，我和绝大部分人都留到了五师。从军队农场到部队，我发现王新民是我命运的猫头鹰，总给我带来不祥的消息。除了我们共同分到五师这一条不算，他还秘密地趴到我的耳边告诉我，师里的麻政委在分配会上点名地批评了我。说我骄傲自大，瞧不起师长、团政委、指导员等等。他没忘了给我一个习惯性的瞩咐“千万保密。”
我掉到了冰窖里。冰窖有速冻的效果，我失去了感觉，失去了思维能力，既不感伤，也不愤恨。我不知什么时候从冰冻中缓过来的，醒来时眼前一片黑暗，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我猜想，那被子肯定是对面的病友、从大兴安岭东部来的小战士给我盖的。我悄悄下了床，悄悄推开门，来到走廊。抬头看挂在墙上的时钟，已经深夜两点。
我解完手，回来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但我说什么也睡不着了。这好像是我的宿命。一切都不像希望的那样到来，到来的却永远是自己所恐惧的。其实我对好运的企盼，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我曾迷信，我天生是个倒霉的人物，但细究起来，所有的倒霉都含着必然。我和时代开的是两套车，我和现实格格不入。时代要人做的是驯服工具，是亦步亦趋的奴隶，而我却总想当自己的主人。在中学时代，在大学时代，我不是各种政治运动的落伍者，就是它们的尾巴。“落后分子”的名号一直跟我同行，而荣誉的桂冠从来没有光顾过我的头顶。大学二年级我还因为在底下诅咒杨朔、郭小川搔首弄姿的宫廷文艺、讥讽贺敬之的造神与育奴诗篇而被留校察看一年。从小到大我甘于倒霉的命运，对社会不抱任何希求，甚至还以同它的对立为荣。我自诩这是“出污泥而不染”，并决心像屈老夫子那样坚持到底：“虽九死而不悔”。只是碰上了大学毕业分配，我迷失了自己。我没好好考量，这个分配是个倒错，只是偶然地借了“文革”站队的光。因为说到底，我的灵魂和这个时代并没走到一起，冲突和遭到它的清算早早晚晚必定得发生。我应当回到原点。没有了风光的企盼也许就没有了痛苦。
想明白之后，我突然感到十分轻松。我决定尽快出院，趁机回家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