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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大学，不管怎么说，你太小瞧指导员了。当指导员不在文化高低，而在你有无思想水平。有文化，不等于能当指导员，没文化，也可能当好指导员。”
“赵干事，我没有瞧不起指导员的意思，没这意思。但指导员不是哪路神仙，凡是人都不可以做。有个营长说得好：有的人像手里的馒头，扔掉了可惜，吃到肚里怕装不下，只好拿着。”
“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赵干事好像只听了后一句话，没琢磨出味儿来，脸变成了蒸熟了的螃蟹壳，但他忽然又像明白了什么，带着阴险的口吻反问道：“这么说，你能当指导员了？”
“赵干事，我没这么说。”我的声调也高了起来。
“别看你们大学生有文化，见过世面，要是真让你们当指导员，恐怕还拿不起。这不是我轻看了你。”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我。
正常的论辩不可把当事人牵扯进去，不可进行人身攻击，这是起码的常识。我没想到赵春来竟会如此无礼。歧视知识分子虽然是一种时代病，但对于一个并没有丧失自由、而且取得了一些社会承认的知识分子，毕竟应该讲究一点。指着鼻子进行公开的贬低，只有势力小人才能干得出来。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年多来从军队农场到正规连队，我每天都得压抑自己的灵魂。我每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惟恐拂逆教育者的一点尊容而引出一连串可怕的后果。然而即便如此仍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还想骑在知识分子的脖颈上拉屎。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开始爆炸了。就是领不到他们签发的合格证书也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要是真被他们迅速地扫地出门，还完全合乎我的心愿。我以强硬的口吻回他道：
“你别吓唬人！我告诉你，人就看你用不用。用他，他就可能干好。不用，他永远是个未知数。毛主席不说‘实践出真知’吗？实践也可以出人才。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指导员也不是天生就能当的。”
“用？”他带着嘲弄的口吻说：“那可不是自己想的事。思想是人的灵魂。没有好的思想，到哪里都出问题。不是我泼你的冷水，你们从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只有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才能得到使用。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还有报纸上说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赵干事一说话嘴边就堆积唾沫。由于越说越激动，唾沫竟然喷到我的鼻子上。
我气炸了肺。一方面是他的唾沫，一方面是他的那些话。它们在农场锻炼期间就广泛流行，曾不止一次地激怒过我。今天，经过一次次洗礼，我仍然被挡在门外接受污辱，实在忍无可忍。我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反驳欲望：
“赵干事，你对我们这拨知识分子的看法是偏见。我们是在解放后上的学，你也上过。我们上学时，没听说是资产阶级学校，只听说是党和人民办的。当时党和政府号召我们上学，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一个经常性的主题就是感谢党和毛主席，叫我们穷人家的孩子上了学。要是那时有人说，这是资产阶级学校，我们就不上了。而且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一直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怎么资产阶级了？我们怎么洋了？洋得起吗？直到大学毕业，我们都得靠父母供养，怎么叫不认爹和娘了？纯粹是诬蔑！你也念书了，你洋了，你忘了爹娘了？”
我越来越激动，越来越胶着我的思想。我要为知识分子申诉，为自己申诉。我恐惧，但更想占有胜利的快感。我迅速抓取时代容许的每一个词语和表达格式，并巧妙地批判时代的谬误。
“操，”赵春来被逼得恼羞成怒，开始带上粗俗的语言，“照你这么说，知识分子就不用改造了？你就是个红彤彤的知识分子了？”他歪着嘴，冷笑着。
“我没说知识分子不用进行思想改造。但思想改造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它是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注意的事。”我咄咄逼人，由守势变成攻势。
“毛主席可没说工农也要进行思想改造。”他继续冷笑着说，而且带有煽动性地问旁边的几个战士：“你们听说过吗？”
想不到他会来这一着。他这一着很灵，战士们虽然没吱声，但眼神和表情明显地倾向于他。人都是势利动物、自私动物。当处在旁观状态时，他不偏不倚；当被裹挟到事件中后，他就会放弃客观立场，维护偏狭的自尊和容誉。
而由于对赵春来的卑鄙伎俩格外生气，由于争胜的心理越来越强，我的说话也就没了把门：
“毛主席没说工农兵也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原话，但他说，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在谈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时，他还说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他这句话并没专指哪种人，但应包括一切改造客观世界的人。还有在谈合作化运动时，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你把自己同工农兵摆在一个位置上，太不自量力了。你不要忘了，你接受的正是工农兵的再教育。”他指着周围的战士说：“这里每个人都是你的老师。你别指导员不服，战士不服，总以为自己高明。”有的战士露出了微笑。
李雪华看出形势发展下去会对我不利，所以出来劝解：
“老施，别说了。说多了不好，伤和气。”
我欲罢不能。赵春来既已不仁，还煽动战士对我的敌意，我就不能束手待毙。一个致强敌以死命的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必须狠狠揭露他，让他当众出丑。
“赵干事，我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不假，但接受的是他们整体的教育，并非每个人的教育。工农兵中有许多人值得我学习，但不是每个人都是我的楷模，你就不是。如果单个地比，你根本就不配。翻翻你的老底，你的资产阶级思想比我多多了。我至少还没装积极混到党内，提了干部就开始泡病号。也没像你那样整天鼓动老婆算卦挣钱。你一个唱二人转出身的下流货，老蹦蹦搭搭地跟我挑什么衅、卖什么关子？我又不抢你的饭碗，你少他妈的跟我纠缠！”
赵春来原先还很得意，听到我的揭露，暴跳如雷。他一边喊：“你这个臭知识分子太狂了，我找你们指导员去。”说完转身夺门而出，奔向连部。
我自己虽有一时的满足，但心里马上被气恼和担忧所充塞。赵春来向连里团里告状肯定对我不利。在部队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我是个没有任何级别的“臭老九”呢？对我的评价和舆论必定向恶的方面发展。万一他们以不合格为理由无限期地延长我的锻炼怎么办？我后悔自己的冲动，熬了半年却熬不了一时，弄得前功尽弃。而且和一个小丑争气有什么用？整个时代都如此荒谬、都无法改变，怎么能把一个装满大粪的脑袋扭过来？自己何必为知识分子的名誉去充当无名的勇士？假如自己的呼喊确实能震醒一个时代的人们，那么掉了脑袋也还值得。在荒无人烟的角落里愤愤不平，无异于蚊虫的嗡嗡。想到此，我心里万分灰颓，重又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十八、 暗算
同赵春来争吵的第二天晚上，我照例去找卫生员针灸膝关节。
我原想放弃这次针灸。因为卫生员住在连部的隔壁，我怕在这里遇见赵春来或指导员、出现尴尬的局面。但我的膝关节疼得要命，昨天晚上几乎一宿未眠。说来奇怪，人的身体有时和他的性格形成一种天然的默契和感应。我总觉得我天生是一个别扭的人，我的性格与现实不相吻合，我的几种病也得不到现世医学的确诊和治疗。我整宿整宿地做梦，一分钟也不会停歇。这些梦离奇古怪，就是弗洛伊德活过来，他也未必能够解析明白。梦里的画面与现实场景毫不沾边不说，可疑之点还在于：第二天我头不疼、眼不花、精神头儿不减，照样看书学习。因此每次就诊，医生都表示摇头。神经衰弱？不是。神经官能症？也不是。我的膝关节和关节炎症状相去甚远，和大骨节病也不沾边。但一走长路、一干重活，便疼痛难熬。晚上躺在床上有增无减，难忍之时你恨不能把它们锯掉。多少年后当我读到章永粼遭到体罚睡不着觉的感觉，我以为那简直就是写我。因为吃药不济事、贴风湿膏不管用，卫生员建议我针灸。我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和他进行试验，到现在已经半个月了。
卫生员是六九年入伍的小兵，今年刚刚十八虚岁。他满脸稚气，做事还像个孩子。我进屋时他正生家里的气，嘟嘟囔囔埋怨家里一个月不给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