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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上午八点半到达博克图，正好赶上会议开始。依然是李庆接待我们。但这一次他的笑容不再那么灿烂了。他说，由于政治部主任临时去军区开会、同学们来的少、其他首长不熟悉这方面的工作，讲话和讨论就不再进行了。他一再道歉，请大家原谅。但由于两次失信都由他承担，他显得十分尴尬，不断地陪着笑。为了给大家一点补偿，他请大家到师招待所吃饭，到镇上洗澡，住一晚上，互相交流交流。饭费和住宿费一律免单。大家虽然悻悻然，但能有这么一次聚会，也算是偏得。
师招待所靠近师部，在小镇的北面。它由两座民房构成，屋地虽然没铺水泥、没铺红砖，但还干净。只是没有厕所，厕所设在外面，由几张炕席围成。
进到屋里，大家才仔细地看看。分别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四个月，但每个人似乎都老了许多。普遍地消瘦、黝黑、憔悴。让人一看，谁都不会怀疑，他们是一伙从泥水中走出来的囚徒。这要感谢大兴安岭刚劲的山风、沉淀深厚的矿物质，还有繁重的劳动和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在暂短的问侯和感叹后，大家都想找几个最直近的同学或朋友聊聊。师招待所显然不是促膝谈心的地方，于是自动地分成三伙，各行其便。
我和一伙人向小镇的南端走去。天空虽然已经几天没泼雨水了，可是丢下最后一个房屋再往前去，道路越来越泥泞。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跳着井，终于找到几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来。再往前是一片沼泽地，越过沼泽地，立着一座光秃秃的山。那里更安静，但我们已没有涉足远行的时间和意趣了。看看眼前，一滩滩牛屎将我们包围，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小镇的右边原来是一个畜牧场。可是用眼光询问大家，谁都不想再动弹了，谈心只能在这里将就着进行。
谈话并没预约什么主题，但大家都直奔锻炼期限问题。可是所有回答它的通道全都被堵塞，因为我们全都是木偶，我们无法知道那个背后的牵线人怎么摆布我们，将我们折腾到何年何月。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谈谈个人的经历和见闻。
只要有李双在，不用担心没人作这个开场白。李双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高材生、四川老表。他的性格最爽直，一贯有啥说啥，毫不遮拦。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骂：
“他妈的，一个啥子鬼地方嘛？连军队农场都不如。”
“唉，小声点。隔墙有耳。”王新民说。
“怕个啥子嘛？老子就是不怕谁听见。无非是不要老子，老子还真不想留在这鬼地方呢！”李双有个犟脾气，你越是逆着他来，他越敢吵。但他还是站起身来四处观望一下，随后自笑自说：“没人、没人，怕啥？”
说是不怕，却没了声音。
“别停、别停。继续说说你的情况。说了解解心宽。”北京政法学院的付军鼓励道。
这个付军是个人物，他已被我关注多时。我曾试图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说清他，但无论用哪种语言都不能给他做出准确的社会定位。付军是高干子弟，但父亲已不在朝中，他也不是被丰富的营养弄得人高马大的那种。他的身材比较瘦小，一米六六的个头儿立在那里，只给人间多了根火柴棍儿。较早长出的长寿眉和脸上较早堆起来的皱褶使他在同龄人中稳定出局，活像个小老头。他也没有一般高干子弟那样勃勃的雄心，即使落魄时仍然企盼出人头地。他从不显山露水，从不出大力气干活。他好像对人间的荣誉天生就没有什么渴望。但是正当你怀疑他的生命力无缘和进取联姻的时候，他却总是能突发奇兵，惊得你目瞪口呆。比如在禁止大学生谈恋爱的时代，他捷足先登，把同年级最漂亮的女孩变成了无法变心的女友，让无数个她的崇拜者扼腕痛惜。在军队农场锻炼结束后，毫无一点显眼表现的他却穿上了军服，在全连激起一片哗然。奇怪的是，无论痛惜还是哗然，都没有对他的更多谴责。因为说到底，他并没剥夺你求爱的权力，你不大胆追求不是你无能、你爱的不够，就是你身上有深重的软骨症。校花对他的接受以无言的方式宣告了任何别人的资格和议论都是零。他入伍同样不是抢占了你名额的结果。你入不等于他就不能入，他不入你也未必就能入。你可以谴责他利用父辈的权力搞特殊化，但并不能证明你高人一等。说不定，你心里有同样的渴望。只是你没摊上有权有势的爹妈。何况，付军的入伍不是想往上爬，只是想找一个相对优裕的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平时不跟人争什么。你要是有困难，他又能帮得上，他从来都是慷慨相济。人们觉得他有点宋江气，可他还不同于宋江，既不想结交什么，也不想做点什么大事。他活得有些智慧，但活得自然，活得平淡。对于时局，像他这类高干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和平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保持更多的一致性。他不多说，但不禁止你说。常常还愿意听你说。在人群中你看不到他“单出头”，他只适于在私下作个别的交往。
李双和他曾在一个学生连，很佩服他无为而治的生存哲学。现在得到他的鼓励，更想一吐为快：
“他妈的，我一来连里就让我站哨。我到连部大声问谁给我排的？开始没人敢吱声，后来指导员发话了，说他安排的。我说你凭什么给安排？我是干部，不是兵。我不是来服兵役的，是来熟悉连队生活的。你们要坚持让我站哨，先请拿上级的文件来。指导员气得脸上的肌肉直哆嗦。但他们再没敢提站哨的事。”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不能站。站不站哨是个小问题，关键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力。一些连队干部岐视我们，我们要坚决顶住。
“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竹林说：“我遇到的情况和李双一样。但我没像李双那样大吵大闹。我平静地跟连长指导员说，把我的名字从站哨的名单上抹去。安徽老粗、指导员有点按捺不住，斥责我搞特殊。我怒视着指导员，冷气逼人地问他：‘你跟谁说话哪？’他大概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张着嘴巴不知说什么。我随后告诉他：‘你看看，咱俩的上衣都是四个兜，还都是草绿色的，布做的。你明白吗？我跟你一样，是干部！不是兵！’我又问他：‘你那个连队的花名册上有我没有？’他张口结舌。我又告诉他：‘记住，我不是你的兵。是我搞特殊化，还是你搞特殊化了？’我跟他叫号：‘你站不站？你要站，我就跟着站。你不站，我就不能站。你跟谁学的想拿知识分子不识数？’他气的铁青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扬场而去。”
张竹林是个冷面杀星。他在二连，与我离的不远。我常到他那里找他聊天。每去，都见他把两手放在腿上，静坐在大铺上。他还剃了光头。那时我们对佛学还一知半解。但他表示一定要炼成参禅入定的功夫。他说，他曾跟我一样有过急不可耐的焦躁。但现在终于想明白了，我们是失去桨的船，只有跟着时间的河流静静地漂，否则受情绪的波动，牵出一股大浪，说不上什么时候会做出越格的事情，把我们自己淹没了。他恪守一条：对于时代可以不说什么，对于连队一定要不卑不亢，决不允许势力小人们随便骑在我们的脖颈上拉屎。我们的尊严几乎被扒光，这是最后的防线。张竹林说到做到，他跟连队的关系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他自己清楚这一点。由此我十分佩服他自我化解心底波涛的能力。
张竹林的话落地有声。但也引出了我们的困惑。聪明、机敏的李双点亮了问题的灯盏：
“妈的，怎么这么怪？从军队农场到正规部队，指导员怎么普遍歧视知识分子？”
“他们是连队的一把手。一把手最能体现时代的意志。”纪成思接过话头，不紧不慢地说。
纪成思长得像个大男孩，硕大的脑袋装满了智慧，大家送给他的雅号是“老夫子”。
老夫子同样出身于高干家庭。但其父并非政治人物，亦非绿林起家，纯系一介书生。早年受世界风潮影响，投身于革命。可是经历了四二年的抢救运动，他成了批判这场运动的先觉者。当许许多多记吃不记打的人们继续弄潮的时候，他便在反思中激流勇退了。建国后，他不计冷清，抱病在家，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真正散人。正是受父亲的影响，纪成思专爱进行独立思考。在农场锻炼初期，我和他同在三连一班。那时有频繁的讨论、座谈、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我作为班长，特别肩负着汇报的任务，所以精心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当时我们惟一的思想方式就是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