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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苦难。在所有人类的痛苦中心灵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我痛恨思索,同时也爱上了这种痛苦的思索。我知道这是一种自我折磨、自我戕害。我知道这样下去我很危险,然而谁也阻止不了思想者的思想。
“整天忧心忡忡的人多半是为了自己”,一个声音飘过我的耳畔。昨天晚上指导员跟我说过类似的话。表面上他针对的是虚拟的一群——知识分子,其实是敲打我的灵魂。
当时我正在东山脚下观望着一窝清彻的泉水。我想起西湖北高峰的山泉。那里的水同样很凉,可是透过湍急而清亮的水流,你可以看到一些鱼儿游动。而大兴安岭的深处却没有一点激起你生命意趣的活物,连泉水的流动也超乎寻常的平稳,它好像一面平整的大镜子。
正当我发呆之时,水面上漾出一张脸来。抬头望去,指导员坐到了我的身边。我的心里有点厌恶。自从那次事情发生后、和团长偶然冲撞之后,我决心避免跟他们接触。我想,只要我在六个月里不出大的意外,他们阻挡不了我回省城。现在看来又是一厢情愿。指导员开门见山地表示,要同我谈一谈。我当然不能拒绝。随后他给我戴了许多高帽,说我上次写的那些小评论很有针对性,很有说服力。它们产生了实际效果,被批评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他感谢我对连队建设所作的贡献,脸上露出了笑容。那笑容好像是真的,而不是装出来的。只是由于堆起的皱摺过多,黑紫色脸膛泛着阴阴的光,所以总让人感到里面藏着许多奸诈。斩短的铺垫过后,他请我再拿起笔,批评连队里不尊重领导、不服从领导、消极对抗领导的现象。他所说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的症结似乎不在战士,而在他树立自我权威的方式。他今天训这个,明天训那个,弄的战士口服心不服,尽在背后骂他“隋大马棒”。连队工作上不去,团里对他很不满意。我隐隐约约听说,营里最近找他谈话,批评了他。他找我是想叫我帮他树立权威。他以为处在我的地位好说话。一是我的文化水平高,战士愿意听,二是我在战士中有较高的威望,说话有人信。但他没想到,我这次旗帜鲜明地表示不介入。尤其要我批评在他看来调皮捣蛋、在我看来机灵活泼的战士更要落空。我向他说明,上级让我们下来主要是熟悉连队生活,没交给我们参与连队建设的任务。在不熟悉连队生活的情况下,参与过多容易给连队工作造成混乱。他听后满脸不悦,给我讲起了大道理。他说上级让你们下来,一方面是了解连队生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要你们心中装着连队,培养为连队、为基层服务的思想,防止将来浮在上面,忘了连队。上面虽然没要求你们具体地参与连队工作,可是如果工作碰着你们了,你们正好有其所长,再不管就不合乎在实践中改造的精神了。我佩服他的聪明,他还能给自己的目的找到借口。可是下面的话却激怒了我。他说知识分子的最大毛病就是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劳苦大众。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有点过了头,于是笑了笑,赶紧往回拉,解释说,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而且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非专指哪个人。他还向我保证,不要担心参与多了会给连队带来不利的影响。即使出了问题也由他兜着。
我斜睨了他一眼,大概眼光里流露出了过多的愠怒,他带着不自然的笑,操着山东口音问我:
“你瞅啥?”
“我在寻思你方才说的话,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是只有自己?”我的态度第一次充满了强硬。
“哎……,别往心里去,那不过是随便说说。”他开始撤退。
他不是随便说说,他的话表达了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在农场接受再教育时,那个几近两米高的指导员天天用这话敲打我们。这个指导员叫蒋立敏,入伍前是哈尔市的一个小店员。可能因为长期卖货,练就了一副好口才。他讲话从不用稿,一口气能说上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中间,他能涛涛不绝讲下去,连贯得天衣无缝。来自全国几十座院校的一百多个大学生,能说会道的不在少数。可是不佩服他那张嘴的几乎没有。他的那张嘴特别损。也许还不只是嘴损,而是愿意捉弄知识分子。他次次讲话都显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次次在微笑中充满了挖苦和嘲弄。听了他的演说,你会觉得知识分子不但满身污浊,而且已经成为历史的罪人,正在接受末日的审判。他们无异于流浪在荒原的乞丐,堆积在城市阴暗角落中的垃圾。悲凉爬上你的心头,你会感到自己的存在是人类的多余,他早就应该在熙熙攘攘的世界中消逝。而指导员的挖苦和嘲笑又不仅仅是自己的杜撰,它们串联着时代流行的语言,让你无可辩驳。当然在挖苦和嘲笑时,他不忘记加上好心的劝诫。从他的微笑里你感到他不是要吃眼前的家雀,而是摆弄他。里面既有阴险,亦有些许的伪善。
一次,他一边指责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一边给我们讲述工农兵“忘我”的神话。他说,他最佩服那些站在边境线上给祖国把大门的战士,在机器旁边专心生产齿轮和镙丝钉的工人,在田间不怕风吹雨淋、一心为革命种田的农民。他们从不想自己,从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一个学生的父亲病故,要求他给假、回去奔丧。他在全连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谁都不是石头喀儿蹦出来的,都有父母。那么多战士谁没情况,大家都没来请假,怎么就你特殊?你回去就能把你父亲救活吗?”说的冷酷无情,但在那时又让人无法还口。
当他喜滋滋地陶醉在自己的演讲中、欣赏自己的口才时,我的心里陡然升起仇恨的情绪。盲目反对人的自我意识是愚昧,鼓吹人在自顾不暇之时树立崇高的人类观念是制造神话。他所说的工人、农民、海防哨兵一个也不存在,那是用禁欲主义风干出来的人,他们是理论木乃伊。在**市召开的那次大学生毛著学习讲用会上我看到了一个奇景。负责安排这次讲用会的大军区郭干事和眼镜政委一见如故。随后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讨论起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执行完再教育任务后他们的升迁问题。两个人全是将近四十的老营级,升到副团是他们急不可耐的事情。但他们并无必升的把握,所以都颇为苦恼。惟一企盼的只能是把再教育搞得有声有色,让上面看得见。那个高大的指导员个人欲望更强烈。再教育进入中后期他同样产生了厌倦情绪,还创造了一个罗曼司,把一个女兵搞出了孩子。这些冠冕堂皇、视知识分子为仇敌并专门对其个人主义进行穷追猛打的人,其实都是最低层次的个人主义者。透过浮华的革命口号的外表,我们看到,支配时代方向的正是少数个人野心家的自我。他们所以还要呼喊着消灭自我,一方面是要掩饰自己独裁的用心,另一方面是可以方便地制止他人人性的觉醒。大概时代统治思想的制造者明白,昏睡的奴隶一旦醒悟,便会凶猛地冲破一切禁锢和范篱,要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到那时少数人的自我就会受到威胁。避免这种危险性的惟一办法就是当着全社会的面把自我、把所有正当的欲望和要求,比如想吃点、想穿点、想爱点,一律宣布为资产阶级思想,让人们不敢想不敢动,进而安于麻木的奴隶状态,在全国形成一呼百应的服从局面……
我承认,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做不了那个伟大的诗人普罗美米斯、那个英雄丹柯。但我绝不能接受时代判定给我的“自私自利”的恶名。中学时代学历史,我每每为民族、为祖国所受的屈辱拍案而起。满腔的愤怒激起我的报复欲望,我要把那些侵略者、污辱者连同他们的国家踏碎。一个商高定理整整让我半个多月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就因为我们是这个定理的最早发明者,可是世界历史上却写着英国人的名字。不知有多少次,压抑和悲愤使我幻想我发现了一个新定理,弥补祖国在荣誉上受到的损失。牛氓是那样地激动过我,以至我不但要做中国的牛氓,而且要写出和伏尼契一样的书。一首诗记载着我青少年时代的心绪:
我忧愁,
当我望着故乡的小路,
破破烂烂,被风撕卷着的茅屋,
孩子们赤身裸体,沾满泥污,
母亲们依着门框,含着泪珠,
我的心就有说不出的痛苦。
我曾立誓:等我长大了,等我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我一定要给故乡修一条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