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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指导员
深夜两点的哨兵已经上岗，我还是睡不着。我试用各种方法——查数、停思。都无济于事。而且我的目的越明确，意识越清醒，神经就越亢奋。指导员的身影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他那硬挤出来的笑，他那黑色脸堂映衬的阴冷的目光总在我的眼前晃动。
指导员是个山东人。他在富有革命传统的沂蒙山区长大。英雄们的传奇故事刺激了他的幻想，他总想创造新时代的奇迹，并以为自己比谁都革命。
对比连长和其他一些东北干部，指导员扎根部队的思想、长期服役的思想确实很牢。不过像我所看到的山东兵和四川兵一样，他们愿意在部队干，与其说是为了革命，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指导员的家乡穷的要命，一年到头拿不到几个蹦子儿，吃的大都是地瓜干、地瓜粉一类。他和他的许多山东老乡一样，来到部队是为了找一碗饭吃。在“革命”和“忘我”被强行推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及行为准绳后，人们多多少少要掩盖自己：不管干什么，总要给它一点“革命” 的目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过分。因为你把自己说的那么“崇高”，那么“伟岸”，首先会得罪那些愿意按正常人性生活的凡人，引起他们的猜忌和怀疑。再则人们都会根据你的家庭经济情况来推测你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如果你超出常规太远，他们很容易发现你的虚假。在“文革”十年间，一般说来，东北兵不像关内兵那么看重部队生活。主要原因是东北兵在家的生活没有部队那么苦。还有一条是他们服役期满，在地方都能找到国营工作。关内的兵在先天条件上远远逊于东北兵。不说生活的苦与乐，部队有明显的优越性；单就分配论，他们根本就无法与东北兵相比。干部复员或转业到地方，总要降半格使用。在部队熬不上营职，回到地方别指望十拿九稳地当干部。正是这些因素起作用，关内的兵愿意扎根部队、长期服役。我所见到的东北兵，十有八九一到部队就后悔，就盼着复员。而关内兵恰恰相反，到服役期满还打报告留队。一个叫张锁的河南兵，已经超期四年，还恳求连队延期复员。东北兵给他算的非常清楚，回家后他得整天搂锄杆儿。在这里他吃饭不花钱、穿衣不花钱，每月还能拿二十二元的津贴，比地方的三级工活的还滋润；外加当着司机班长，说话有人听，他何乐而不为呢？对于他们，你所能佩服的只有一点，就是抑制性。张锁和那些山东干部都已结婚多年，他们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长期在部队服役无异于苦行僧，可没见过谁为老婆放弃这条出路。
一句话，当兵的骗不了当兵的。你要说实话，大家理解你。你要说假话，把自己拼命干说成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还逼着别人跟你一样干，那肯定要激起大家的忌恨。指导员失去群众，多半与他做伪有关。
当然，人们不喜欢指导员还有另外的原因。据说，他刚刚入伍的时候，由于尚未脱去乡下人的愚笨，给人留下一个笑柄。那是第一次领津贴后，他和班长一起**给家邮钱。走进邮局不久，他忽然跑出去、蹲在墙角哭了起来。班长问他哭什么，他捶着脑袋、断断续续地说“俺丢了一角钱。”班长原以为有什么大事，没想到为了区区一角钱，心里很生气。但转念又一想，对于一个生来就没见过钱的小兵来说，一角钱的分量，比一般人手中的一百元还沉。由此他还看出这个新兵珍惜人民血汗的可贵品质。出于同情和感动，班长从兜里掏出一角钱给了他。谁知他哭得更厉害了。班长莫名其妙，连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班长，俺要是不丢一毛钱，现在不是两毛了吗？”班长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狠狠踢了他两脚，他才如梦方醒地站了起来，停止了嚎哭。
但指导员是个心劲极强的人。班长的两脚踢醒了他的自尊，也在他的心里系下了疙瘩。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终于把这疙瘩化成了复仇之箭，射向了老班长。他的老班长当时是副连长，由于是大比武的尖子，而且直接师承郭兴福，结果被当成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黑样板，给揪了出来。指导员在揭发他的老班长中立了一功。他揭发的就是他哭一角钱的事。但被他变了样。他说他是为丢掉人民的血汗而哭，可老班长却为了这个狠狠地打了他。他的揭发像一枚重型炮弹，给老班长悬而未决的问题定了性。他的老班长冤死于狱中，他则因为揭发有功，平步轻云，由班长而排长而副指导员，直到指导员。从**年入伍到现在，像他这样连升四级的，全团也鲜有第二例。他的心劲还表现在绝不像老班长当军事干部，而是走政治干部的路线。为此他苦学文化，对毛著的许多篇章都能倒背如流。
隋彪能步步高升，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揭发有功，他还十分能干。当年连队被称为部队的“刀尖子”，“刀尖子”干部是最苦的干部。部队的革命化叫得越响，“刀尖子”受到的赞誉越多，他们肩上扛的越重。文革后的严峻形势对不同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思想弯子转不过来的人把这当成苦海，可是对于机灵的人来说，它又是一个良好的阶梯。在一个并不需要理性的时代越有理性越跟不上形势，而越无理性、只靠直觉生活的人反而越容易如鱼得水。隋彪就迅速地感悟到了吃苦的妙用。他不怕吃苦，在沂蒙山区的苦难面前，部队所有的苦都不是苦。天底下还有比吃不饱的苦还要大的苦吗？他曾饿得走不动道儿，他背石头垒田曾昏死在山坡上。谁经历过？因此他能把部队提倡的吃苦当契机，样样活干在前面，天天让衣服拧得出汗水。他成了全团吃大苦耐大劳的典型。一次他带兵固定房架，由于基础不牢，上面的人多了些，房架失重，开始向前悠。作为排长的他，先是大惊失色，呆若木鸡，可是又迅疾镇静下来。在房架倒塌前的一刹那，窜到后面的柱脚旁，死命地抱住柱脚。房架倒了，他跟着摔到地上，一个睾丸被柱脚顶碎。疼痛把豆大的汗珠覆盖满脸，他几乎陷于虚脱状态。可他竟能咬着牙不哼一声。事故被壮举掩盖，他成来舍己救人的英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典型。病床还没下，他升任副指导员的令却已在连队宣布了。
我脑海里过电影似的闪现着战士们讲给我的关于指导员的故事，心里增长着不安。我相信每一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它们是战士们赌咒发誓讲出来的，并且和我对他的印象相吻合。前几天的接触特别让我对他过去的行为深信不疑。那是他叫我写一个战士由后进变先进的材料，准备到团里讲用，争取评上全师毛著学习标兵。他屡次三番地强调，要突出连队的政治工作背景和这个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具体情况。我找了那个战士，让他详细谈谈自己的成长过程，尤其是具体地学了哪些毛主席的文章，哪些语录；哪些话引起了他灵魂的震动，使他发生了转变。这个战士叫柴广森，从黑龙江省勃利县农村入伍。他的个子不高，长脸，脸上稀稀落落地点缀着一些雀斑。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常常眯缝在一起，露出令人难以捉摸的微笑。他人不坏，还没脱离孩子的稚气，有点偷尖藏懒的小狡黠。我常看到领导在场时他干得特别欢，领导不在场时他就溜边逛悠。不过十八岁的年纪使他还拙于撒谎，多一点诚实。谈起他的入伍，他总是以无限眷恋的口吻夸耀家乡的富有。他们那个生产队每年日值都在一元三角以上，碰到好年头，还可达到两元多。这在整个黑龙江也是少有的。家里劳力多，轮到他这一代，几支宗族里就他这一个男孩，所以用不着、也舍不得让他干多少活。他觉着呆腻了，想参军看看。他是以解闷的心情参军的，没想到部队整天修营房、打山洞、吃高粱米籽，比农村还苦还累。散漫惯了，过惯了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日子，他根本无法适应部队每时每刻的纪律。在家就是太阳晒屁股了，他不想起来，也没人敢叫他。想吃点啥，爹妈马上打发人十里八里地出去给他买。回味家乡的甜美，喝着山沟里的苦水，说不出的悔恨咬着他每一根神经。于是他躺倒床上，不吃不喝，不上操、不干活，一心想这样泡走。两个星期过后，他的一个同乡、六八年入伍的老兵劝他振作起来，并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他，泡是泡不走的，连队知道他没病，假如再不起床就要批判他了。他有些灰心，觉得没打好底，怎么干也白废。老乡秘密跟他说，这没关系，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