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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故事。那宽阔挺直的胸膛，那神情严肃的口吻给他的故事增添了一种坚实感，他不时流露出来的陶醉又给他的故事染上了令人神往的魅力。正是从他的自叙里我了解到，他一小就是不爱读书的孩子。老师在前面讲课，他瞪着眼睛望着前方，却不知老师在讲什么。他的脑子里幻化着各色各样的图画：家门口任他爬到上面翻跟头的大草垛；抻长脖子、斜着脑袋张望，一步一步向前移动的大白鹅；水沟边低空飞行的蓝色大蜻蜓；专门在背静温热地方、茸草堆里生长的大“扁担勾”；麦地里肚囊发紫、翅膀细长、鸣叫清脆响亮的火蝈蝈；刚刚会飞但有点力不从心、能够抓到的小麻雀。他想的最多的还是妈妈，愿意听妈妈喊着自己的小名让他回家吃饭。他十分痛恨那个尖嘴巴、长得有棱有角的罗老师。这个罗老师总在他陶醉于那些画面时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每到黑板前，他都写不出来，算不出来，只好低着头任凭老师罚站。
他最喜欢老师说的这句话：“不听滚出去！”他不管老师的话是不是气话，老师的话刚一落音，他拽起书包就冲出教室。他坐在前面，冲出去快，就是老师反悔，他也可以装作没听见。随后，就在摔跤游戏中渡过一整天。可惜这样的时候不多。但这样的一天最使他快活。因为他是摔跤的能手，个子高过他一头的也摔不过他，他一天都能享受胜利者的喜悦。回家的时候他必定灰尘满身，扣子丢上一个两个。即使穿上新衣服，也免不了这种狼狈相。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明白挨打是躲不过去的晚餐。不过这挡不住一有机会，他照样再重复一次。他在课桌间坐不住，生来就愿意在天地间玩耍。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块念书的材料，命里注定要当个粗人。
他爱玩，也玩得机智。砸大钱儿，他能在二三十米远处把摞在砖头上的大钱儿冲下去；打瓦，他能在同样的距离把瓦击中；弹玻璃球，他能在两米开外的地方把玻璃球打出“城”外；打鸟，他能把藏在高枝间的小鸟射翻。附近的孩子没有一个不愿意跟他结伴，没有一个不愿给他当跟丁。他们给他拎着鸟笼，拿着玻璃球袋或大钱儿袋，帮着他捡拾战利品。每次出征，他的袋子里、笼子里都装的满满的。当孩子们分得一些玻璃球、大钱儿、小鸟时，总要恭敬地请示他明天的活动。连长开初只活动在自家附近二三里范围之内，那是县城的一角。后来慢慢扩大，从城南到城北，从城东到到城西。无论玩到哪里，他都会像英雄那样得胜回朝。
人说，“好吃不如炉灶，好干不如家什妙”。而他对“家什”有无师自通的本领。无论什么工具，只要看上一遍，他就能依样画葫芦地做出来。他做的滑子，两道铁丝粗、勒的紧，保你使上一年两年。他编的鸟笼，不管圆筒形的、楼房形的，一律网眼密、拧劲儿多，既结实又美观。每次出去扑鸟，伙伴们都要摆弄来摆弄去地欣赏一番。然后美滋滋地把它们挑在肩上或拎在手中。他没买过弹功、冰尕、铁丝、竹子、胶皮等等。他的手艺使崇拜他的小伙伴为他准备好了一切材料。他们的付出只有一个目的：求他给自己编个蝈蝈笼、鸟笼，做个弹功、铁滑子。
心灵手巧几度把他拥为命运的宠儿。在工厂，他是能工巧匠，年年月月登上光荣榜；在部队他是神枪手、神炮手，受过军委的通令嘉奖。营建工地上，我亲自目睹了他的风采。图纸仅仅过目一番，他就熟悉了它的全部结构。此后房栋、房梁、檩子、椽子，便在他的指挥下准确无误地落在各自的位置上。让团里统一招聘来的木匠少费不少力气、占了许多便宜。他负责修建的三栋营房在山坡上拔地而起，而山东籍的副连长、一个小白脸，在连长去团里开会时，指挥一栋房屋的修建，房架刚刚搭好，却只听一声巨响，顿时便委于平地。我那时恰巧在旁边，目击了全过程。当时房架上站着十几个战士。他们爬上去还没来得及钉钉子，忽然像空中飞人一样随着倒塌的房架摔到地上。该着这个小白脸走字儿，从那么高的山坡上跌下来，竟无一人摔伤。小白脸自然吃了一吓。原来还站在一边，习惯性地叼着烟嘴，像个绅士那样悠闲地抽着恒大烟。房子倾斜的片刻，他的嘴张着、手举着，可是烟和烟嘴却一起掉到了地下。只待战士们走出倒塌的房架，他才从僵直的状态中缓过神来，战战兢兢地前去问侯。
我这个人比较迷信天性。总以为天生的块石头雕不成宝玉，先天一个蠢材锻造不出栋梁。连长似乎是一个天然的生活艺术家。他进入不了任何规距，只爱制造规距。而且对于自己制造的规距，他也不会去把守。就像小孩游戏时搭的屋子，搭过之后就拆掉。他自己没想住，也没想给别人住。他的搭只是为了好看，为了欣赏自己的手艺。欣赏过后他又会产生不满足感，于是他掉过头去制造别的更好的东西。自然，这别的东西造好之后，他又会毁掉它。支配他创造的惟一动力就是玩。他有一种永不止息的游戏的渴望。他之创造绝不意味着有什么高远的追求，不，他从来没有这样的野心。他讨厌身心的负累，只图快乐。一旦被镶嵌在某一行为中他就会感到疲惫和厌倦。当年参军一方面是厌烦了手推车制造的简单工艺，一方面是想摆弄摆弄枪支，做一个神枪手。他绝没想到部队的生活有这么多规距。这些规距要以窒息自己的自由天性为代价。到部队的开初，他还有一点新鲜感。但不久他就感到了腻烦，所幸还有武器吸引他。然而武器的不能实地运用使他万分扫兴，实际上当上了大比武的尖子后他就过够了部队的生活，觉得千好万好不如家庭安闲好。即使不来文化大革命他也会懈怠起来。
说连长是个生活的艺术家，只是就他爱创造生活的乐趣而言，并不是指他调度生活。要是从这个角度看，他很笨拙，过于耿直而缺少应变能力。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开始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像泄了气的皮球，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其实他没受多少伤害，老领导总想提拔他。只是他自己没劲头，再也干不出名堂来。他不大会说会讲，听到那些会说会讲的人夸夸其谈，觉得头晕目眩。他是那种不愿把生活归入到理性和教条的人。他不会分析，只是凭直觉感到，以往虽也拘谨，但还接近童年的游戏，过得稍许随便、自然。现在的生活有些作伪，非但勾不起他的兴趣，还叫他精神紧张疲惫。他刚满三十岁，但已像一匹跑累了的老马，总想停下来歇歇。说他服役思想不牢，不算冤枉他。他经常在战士面前流露复员的渴望。一提起他那盛产大豆的家乡，他那生产手推车的工厂，他那温顺听话的老婆，他那球得要命的儿子，他总是眉飞色舞、喜不自胜。他总是津津乐道和朋友们一起钓鱼时的闲扯，老婆怎么把洗脚水端到跟前，儿子怎么把他当马骑。只有在这时他宽阔的脸膛上才满布笑容。我至今还记得，每当听到他无限深情地说起他的故乡、他孩子老婆的日常生活，我的心里都自觉不自觉地涌起一股热流。我佩服他的直率，他不顾别人怎么议论的表达。我也感受到了他灵魂深处的忧郁。由于太喜欢充满温情的日常生活，太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总有压抑感。他是不愿积存这种压抑、这种忧郁，才不顾一天的劳累，晚饭过后就打蓝球，或到山坡上和战士们抒情。那是他不让忧郁进入心灵空间的方式，也是他宣泄的方式。我愿意听他说话，每次都跟随战士来到山坡上。我虽然什么也不说，只听他讲，但每听到他说话，心里都像放下了千斤重负，感到十分舒坦。他真是直朴，真有人味儿。我喜欢他，一离开他，还有点悻悻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部队特别讲究资格。一个入伍时间长的老兵，连干部也不敢轻易触动他。连长入伍时间最长——1961年，又是连里最高领导，所以他的自由比别人更多些。
在一个星期里，他总要歇上一天半天。晚上他把查哨的任务交给副连长和排长们。但他不准别人学他，对于战士，他出奇地严格。只要他们有一点差池，他就放大嗓门骂人。他的话像冰苞打在头上，容不得反抗。他还总是扯着脖子喊：“怎么，想跟我比？不自量！我吃的苦比你们喝的水还多。等你们干到我这份上再学我。”听到这些话，你不知怎么评价他才好。有时我反感他的以势凌人，觉得他像个军阀。但有时又颇欣赏他放任的胆量。以为他做人做的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