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书特书，认为“祖、宗以仁义开国”，“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而且，因此形成了宋朝的祖宗家法，“百年不诛大臣”，“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
所谓“祖宗家法”，是指在宋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基础上形成的两宋时期一直在遵循的政治准则。北宋初年，宋太祖及其决策集团对于自身实力及面临的局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以比较理智的态度，采取相对宽缓平和的方式，化解了许多棘手矛盾；同时，也为国家日后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宽松的政治基调，宽仁尚礼成为两宋时期统治方针的主线。“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被认为是“祖宗家法”的实质精神。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曾经明确说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这种精神首先贯彻到制度的设计之中。宋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主要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间凭藉种种因缘相互朋比，以致构成为专制政权的离心力量；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在或潜在的割据势力。用人格局中，贯穿着“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和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等原则。
“祖宗家法”体现在国家的治国方针上，更是贯穿着宽仁尚礼的精神。宋朝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自建国之初即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因此，宋朝有着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其参政议政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在宋朝的许多士大夫看来，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关于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哲宗时吕大防分析为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等八项。这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由于宋人在许多时期的不同场合都谈到“祖宗家法”，很难对其具体内容进行全面罗列。“祖宗家法”是一个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它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参见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 》）。其核心精神就是宽仁尚礼的方针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这都与北宋的开国背景有关。
34
北宋开国后不久，到太宗真宗时期，在各级官僚尤其是中央高级官僚之中，形成了一种守成循默的政治风气。大臣们相信祖宗之法已经完美，只需遵守，如果妄有更张，将对国家造成伤害。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卷六记载，太宗时的宰相赵普，在厅事坐屏后放置两个大瓮，凡是有人递交评论时政利害提出改革建议的文字，他都将其投入瓮中，根本不看，等到瓮满之后，即焚于通衢。又如，真宗时担任宰相的李沆说，自己多年做宰相，“居重位，实无补万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妄有更张，即所伤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
这种政治风气形成的背景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贬为保守。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守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保持政策稳定性的一种表现，是对唐代以来“进士浮薄”风气的一种抑制。太宗真宗时期，用人极重资历履行，老成持重者受到重视。淳化二年（991），在选拔翰林学士时，候选人有张洎、毕士安等。最后用了毕士安，太宗的考虑是，张洎与毕士安相比，词艺、践历固然不差，“但履行远在下尔”（《宋史·毕士安传》）。宋代科举实行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宋太宗常常亲临殿试，“年少者往往罢去”（《宋史·寇准传》）。即如太宗时担任宰相的吕端，做了四十余年官后被提拔为宰相，还被认为是“骤被奖擢”。吕端老成持重，宽厚多恕，识大体，以清简为务，对于各种争议和分歧，很少发表意见。太宗非常信任他，下令宰相们讨论的事情，只有经过吕端拍板才能向皇帝闻奏，并称赞吕端为“大事不糊涂”（《宋史·吕端传》）。
最先对北宋此种束手束脚的条条框框和政治风气提出反对意见的，是真宗时期的宰相寇准。他敢于冲破祖宗家法的约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先后三次做宰相，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寇准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儒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很敏锐，有胆略，有锐气，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似嫌不足。真宗用人是各取所长，互相补充又互相牵制，既用“好刚使气”的寇准，同时又用“宽厚多恕”吕端、“端方沉雅”的毕士安等，目的是使“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北宋选官重资格，在当时高度专制和士大夫出路狭窄的历史条件下，自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一方面，可以保证选官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请托和侥幸，阻遏凭借门荫入仕的高官子弟过快升迁，保证一些具有基层历练的官员能够逐步提拔；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掌握用人权的人进行一种无形的限制。要做到破格用人，保证破格提拔的是真正的贤能之士，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其难度很大。司马光曾经上过一道《论监司守资格任举主札子》，提出“朝廷执政止八九人，若非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 过于强调资历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些有才华的人被资历限制，无法得到破格提拔，各级官府尤其是中央决策部门需要的特殊人才也无法选拔出来，而且在完全按照资历选官的制度下，用人权实际上旁落于一些倚仗“例簿”的胥吏之手。这是君主独裁制度的一种自我反动。
寇准做宰相期间，在选官问题上采取了一些突破资历限制破格用人的措施，当寇准看到胥吏们拿着《例簿》准备任官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寇准被攻击“为己售恩”，在某种程度上也触动了皇帝的权威。因为在专制体制中，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僚，只能以资格用人，只有皇帝才有破格提拔、不次用人之权。寇准的作为，结果是触动了各方面的利益，不久被罢相。
寇准的结局，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北宋政治风气的大背景。不过，情况到王安石的时代有了一些变化。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在新的政治形势面前，思想的禁锢有所松动，宋朝士大夫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人们可以怀疑古代的圣人，可以批评周公孔子。王安石的学说被称为“新学”。他在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提出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改变法度，根据“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进行“改易变革”，面对变革，要有一种“三不足”的精神，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通过自己的学识和历练，成为同时代人中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正如他自己在《登飞来峰》诗中所写的那样：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即使风气有了变化，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期主持变法改革，需要面对的同样还有祖宗家法和守成循默政风的束缚。我们暂且不论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仅从他提出的“三不足”精神来说，王安石的政治勇气就是十分可贵的了。他在提拔下层士大夫方面，与寇准有相同的思路，努力打破按资历升迁的成例，并对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
35
契丹出自东胡，与鲜卑同源。北魏时开始见于史籍，居住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以北，分为八部，传说是契丹始祖所生八子之后。唐初形成部落联盟，以大贺氏为联盟长，称可汗。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生活在黑龙江的达斡尔族就是契丹大贺氏的后裔。唐朝中期，大贺氏联盟在动乱中瓦解，遥辇氏在重建的联盟中担任联盟长，耶律氏家族担任军事首领，称夷离堇。到9世纪末，契丹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开始有了农业，并不断向周围地区进行扩张和掠夺战争。契丹人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迅速扩大。
901年，耶律阿保机为夷离堇，取得了许多军事上的胜利。907年，阿保机取得可汗之位，成为契丹的最高首领。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后追尊辽太祖），建元神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