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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与五代和先后存在于南方的各国政权，实际上构成了当时中国的三大政治板块。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登位在907年，契丹建国在916年，伴随着五代王朝的始终，并既而影响到宋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大抵为治所为自今北京至大同一线的沿长城各关隘城市的州。十六州的割让，使中原王朝屏障尽失，造成了后来长时期的危机。
“沙陀三王朝”在北方的统治，加上契丹占有长城以南十六州之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唐后期“河朔胡化”问题造成的割据局面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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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政治上的大一统并未带来经济上的均衡发展。秦汉时期，北方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南方则十分落后。西晋末年，大批中原人口南迁，推动了南方的开发，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所谓“三吴”地区。但是，整个六朝时期（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四百年间，即使是长江下游地区，也仅属局部开发成功，经济基础依然相当薄弱。而同一时期的北方地区，尽管经受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但经济基础较好，很快从几次衰退中恢复，维持着总体上高于南方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实力。总之，在隋唐统一以前的南北分裂时期，长江下游地区还处在开发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还在北方。
在隋和唐前期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时期，长安、洛阳为政治上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而不在南。在古代农业社会里，人口数量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据玄宗天宝年间的户口数字，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户口依然大于其以南地区，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河南、河北两道。唐代如果关中遇灾，粮食补充相当多地来自河南、河北甚至西北地区，并非专赖江淮。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政治控制，而不是为了将南方的财赋北运。不过，北方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比南方悠久，经济增长的余地不大，而南方地区自东晋以来就处于开发的积累过程中，而且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取代北方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趋势在唐朝盛时已经呈现出来。
安史之乱是影响南北经济地位消长的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如果将经济重心南移看成一个历史过程，则安史之乱是这个过程的起点，但并不是安史之乱以后南方就确立了其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全面实现经济重心南移，要到宋朝，确切地说，要到南宋时期。
安史之乱在经济格局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北方著籍户口的严重减耗，中原人口向南方迁徙，国家登记的人口数，南方超过了北方。其次，由于北方的财赋重地为与朝廷对抗的藩镇所割据，南方成为了朝廷的主要财赋来源。但是，江南上交朝廷的赋税多，并不意味着江南地区的剩余产品就多于北方。唐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成为朝廷的财赋倚重地区，但还没有确立其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至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
唐末大动乱对南北经济都造成破坏。但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朝代更迭不休，战乱频繁，而南方经济恢复较快。唐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在整个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南方的农业经济向丘陵山区推进，经济作物（如茶叶等）开始广泛种植，南方腹地的经济水平大幅提高，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呈现出来；另一方面，稻作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宋朝，江南水田农业最终超越了华北的旱地农业，江南在中国农业中的基本地位确立。这就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再遭战火，大批人口南渡，南北经济差别扩大。到两宋之交，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最终确立。
南方经济重心的确立，取决于由北方迁徙而来的掌握比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大量增加，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取决于南方自然条件的相对优越性。
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化的进步。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文化重心南移，同样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南方地区文化发展的原因，除了经济的发展之外，主要还与北方士人的南迁有关。尤其是一些文化名人在唐代中后期的南仕、南贬、南游，对南方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如韩愈之贬任潮州、李德裕之贬人袁州等。
唐代后期是一个起点，长江以南地区的文化开始呈现出迅速上升的势头，两湖、江西、福建等地的政治文化人物不断涌现。如在唐宣宗大中（847—860）以前，荆州（今湖北江陵）“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太平广记》卷182《刘蜕》），大中年间，举人刘蜕科举及第，终于打破了天荒解。唐武宗会昌三年（843），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卢肇中状元。当时人们还感到很奇怪，甚至问他：“袁州出举人耶？”但是，正是在他们之后，南方地区的文化精英层出不穷。
入宋以后，南方地区的士人在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论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还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朝文坛领军人物，大都是南方的面孔了。在科举考试中，南方人的优势明显，在北宋后期不得不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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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的历史背景，应从唐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后周政局的特殊机缘求得。唐代中期以后，地方藩镇中经常出现骄兵悍将拥立或废黜主帅的事情。风气所及，至五代更甚。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部下将士黄袍加身，拥立为主，是这种风气影响下的结果。而科举制在唐代的发展，士族门阀的衰落，整个社会心态上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五代时期政权更替的频繁，更使得人们缺乏忠君观念。即如冯道，五代时期历仕四朝，在三朝做宰相，在相位二十余年，按照传统统一政权行政的逻辑，并不以朝代更迭为意，自称“长乐老”。做臣子的可以不忠君，也无法作到忠君。野心家们则蠢蠢欲动，“称王称帝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择地而发。……延及石、刘（石敬瑭、刘知远）之际，无人不思为天子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当时军阀安重荣就说：“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
后周的政局为赵匡胤夺权提供了机会。赵匡胤本是郭威手下的一名小军官，参加了郭威代汉建周的兵变，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提拔为归德军节度使。在受命整顿和扩充禁军的过程中，拉拢了一批亲信如石守信等，用宋朝国史的说法就是士卒咸服其恩威，而人望固已归之。周世宗去世后，“主少国疑”，继位的皇帝才七岁。赵匡胤凭借着顾命大臣的身份，匿废遗诏，控制了整个京城（开封）禁军。
经过一番精心部署，赵匡胤在后周显德六年（959）十二月初四日凌晨，发动兵变，从开封西北的陈桥驿回师开封，废周建宋。陈桥兵变是赵匡胤有预谋、有计划的夺权事件，而不是象《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说的，是“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以黄袍加身，赵匡胤被迫而从。
兵变后，开封和其它地方的局势都没有失控，一切井然有序，一改晚唐五代以来兵变导致的无序状态。这就为宋朝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打下了基础。在每一次兵变之后，纵容士兵剽掠，是五代时期的积弊。而当赵匡胤的军队进入开封后，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骚扰，博得了满城赞誉。父老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指赵匡胤）践祚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邵氏闻见录》卷7）。
是陈桥兵变之前的精心部署，使得赵匡胤能够顺应民心，在兵变之后迅速采取稳定局面的措施，为宋朝政治中的宽仁和平色彩，奠定了基础。所以，宋朝的史书上大书特书，认为“祖、宗以仁义开国”，“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