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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的骚乱。这些都说明了，与农民起义和兵变相联系的财政困难，是当时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农民起义被压下去，江淮形势刚刚有所缓和，唐王朝还没有来得及去进一步解决安史残余势力的时候，由于吐蕃乘虚而入，西北边疆形势又紧张起来。吐蕃不仅占领了河西陇右之地，并在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进入长安，代宗逃往陕州（今河南陕县）。
安史之乱就是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结束的。朝廷无力彻底消灭河北的叛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所以在叛军将领表示愿意投降的时候，朝廷很快对他们予以承认，先后任命叛军降将为所在地区的节度使。他们都得以赐铁券，许以不死。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就这样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以表面上的投降换取了朝廷对他们的承认，而朝廷则以授给他们节度使的称号，赢得了暂时的安宁。其直接的结果就是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藩镇割据主要指河北地区的几个藩镇，主要特征在于节度使父死子袭或军中推戴，自己任命官吏，不向中央上报土地户籍，不输贡赋，并经常与朝廷处于对立状态。
战后，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发生了变化，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之上，都设置了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经略等使。在由这些使职统辖的区域内，大致可以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与中央对立，长期割据的河北藩镇以及在某些时期内效法河北藩镇的其他少数北方藩镇。第二种情况是其它设立节度使的地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在平叛战争中新兴的军阀出任的节度使，如宣武（治汴州）、陈许、泽潞等，他们地处中原战乱之地，与河北藩镇相连，具有控遏河朔，屏蔽关中，沟通江淮运河的战略地位，所以常年驻扎着重兵。这些地区的节度使，利用朝廷对他们的倚重，时常与朝廷讨价还价，并不时出现一些骄悍不驯的藩帅和跋扈的军将，军中有时也发生变乱，与朝廷的摩擦不断。但应看到，这些地区的节度使的任免，基本上还是在朝廷的掌握之中，不能视为割据状态。另一类是在长安西部和北部地区集结的强大军队，以抵御吐蕃、捍卫京师，如朔方、振武、凤翔、泾原、邠宁、鄜坊等镇，基本上由朝廷控制，后来成为中央禁军神策军控制的防区；或在剑南东西川和淮南等少数战略要地，都是派宰相出镇，大宦官监军，称之为“宰相回翔之地”，是朝廷所倚重的地区。第三种情况是设置观察使或防御、团练、经略等使的地区，基本上由朝廷直接控制，尤其是江南各个观察使的地区，成为唐朝中央财政来源的稳定提供地。
河朔三镇之间尽管也互有矛盾，互相攻战，但当朝廷对他们采取措施时，他们有往往互相声援，而且在地域上连成一片，经济上互通有无，形成了“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的割据状态。河朔三镇在此后长期进行割据，除了所谓“河朔胡化”之外，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河北地区具备了自主独立的经济条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唐代河北地区自然条件比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杜牧《樊川文集》卷5《战论》）。同时，各藩镇之间还可以互通有无。
第二、 通过控制相当数量的自耕农以保证财源和兵源，是藩镇进行长期割据的社会基础。各节度使对治下的广大农民，注意把剥削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与中央王朝统治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的农民所承受的负担相对要轻一些，生产和生活要安定一些。这也使得各个藩镇在保证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内部的基层社会相对稳定。
第三、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藩镇进行长期割据的军事保证。河北地区有许多崇尚勇武、能征善战的蕃将，藩镇内部军将士卒父子相袭，军饷、赏赐相当优厚，保证了其军队的战斗力。其中特别强悍的并组成为节度使的亲兵──牙兵，是藩镇武装的核心力量。
第四，唐朝政权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统治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长时期内无法集中力量消灭藩镇。在朝廷内部，宦官、权臣专擅朝政，政治腐败，难以形成对藩镇有效的威慑和控制。动乱以前长期积累下来的赋税制度的混乱局面尚未得到调整，国家财政极其困难。
这样，随着安史之乱结束后内地节度使的普遍设立，到代宗大历年间（766～779），藩镇割据的局面就已经基本形成。
除了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地方行政体制的变化外，安史之乱还在唐代的整体政治体制转变、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思想文化的转型，以及一系列由唐到宋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术的转变中，造成了深远影响。以下诸讲将在不同侧面有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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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的土地管理和赋税制度，可以概括为田令和租庸调法。唐朝初年，土地大量荒闲，农民可以占有荒地；豪强大族地主衰落，一般地主正在兴起，自耕小农在人户总数中占有较大比重。在这样的土地状况和阶级结构背景下，唐朝分别在武德七年（624）和开元二十五年（737）颁布了田令。
《资治通鉴》将武德七年四月初一颁布田令称为“初定均田、租庸调法”，其它史籍一般记作颁布田令，总之唐朝政府颁布的是有关土地管理的法令，而不是土地所有制。所谓均田制，是后人所加的概念，应理解为国家的田令，即对各种所有制（主要是私有）土地进行管理的办法，而不是土地所有制本身。均田的均，不是平均分配，而是调剂。田令中规定的给田和授田，就是对占有和请垦田的限额，是对实际占有土地的产权的规定。限田及将国有荒地的产权赋予占有和耕种者，是中国古代国家对土地进行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唐代的田令基本是在这样的原则下制定的，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土地法令。
唐朝初年，豪强霸占荒地和产权纠纷不突出，农民一般都占有土地。因此，唐初的有关农业政策主要是轻徭薄赋和不误农时，而不是遣使到各地“均田”。在法令上和实际上的土地占有状况都相对均衡的情况下，赋税征收和徭役征发基本以户口和人丁为标准，按照人丁征收基本相同的赋税。唐初户令和赋役令的基本内容，就是在登记户籍的基础上，确认农民的土地产权，以丁为单位，规定民户对国家的义务。
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赋税。这样的赋税制度，是建立在唐初自耕农大量存在，占有基本相同数量土地的基础上的。均田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耕农土地占有状况的基本均衡，而保证国家赋税征收和徭役征派的前提，就是要控制登记在州县的户口。
唐代从高宗武则天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农民逐步失去土地而成为逃户（即脱离国家户籍的地主佃户）。大量逃户的出现，使按照原有户籍征收租庸调的做法受到冲击。地方政府往往把虚挂丁户的租庸调分摊到没有逃亡的民户，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面对租庸调制实施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困难，从武则天时期开始，采取遣使检括逃户的办法，将脱离州县控制的户口检括出来，重新登记到户籍上。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到十二年，任命宇文融主持括户。由于政策的调整，准许逃亡农民就地落籍，让他们“各从所乐，令所在州县安集”，括户取得的一定成效，有80万逃户和相应的土地被检括出来。括户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对地主官僚占田过限的清理，试图通过国家的干预，限制土地兼并，通过调整土地占有状况维持租庸调制的实施。
不过，这种努力在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土地兼并不可遏止的局势面前，很难收到长期的效果。从开元时期开始，赋税制度就在进行调整，按占有土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户等（据财产确定）征收的户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
安史之乱以后，经济上已经成熟起来的一般地主乘机进行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大量的农民成为佃户。用括户的老办法来保证税源已难奏效，而还掌握在国家手里的一部分自耕农，经过战乱的冲击和战时的额外征发，经济上已经很残破，通过增加剥削的办法也行不通。唐朝政府从实行榷盐（即食盐专卖）、改革漕运入手，进行财政整顿。肃宗上元元年（760）刘晏担任盐铁使后，对榷盐制度加以改进，具体办法是官府在产盐区用低价收购食盐，然后加价卖给商人，随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