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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而得名。距今约为55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内蒙和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部等地区，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最著名的遗存。特别是1984～1986年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凌源县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等重大考古新发现，被《人民日报》、《考古》等报刊集中报道之后，红山文化更加为世人注目。其文化特征是：以“猪龙”为代表的玉文化以及“女神庙”、大型祭坛遗址，突出了它的神秘气氛；彩陶与细石器共存；“之”字型纹陶说明它接受了仰韶文化的影响。
龙山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距今约为4800～43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范围。它的分布范围过于广大，而且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又各具特色，研究者把它进一步划分为四个类型的亚文化，即：早期龙山、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东龙山。在已经发掘的众多龙山文化遗址中，以山东的城子崖龙山城、寿光县边线王古城、河南的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山西的临汾陶寺墓地最为著名。特别是1989——1990年间，对城子崖遗址的再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城。规模之大，在迄今所知的同期古城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一时期一批古城遗址的出现，以及早期文字的问世，使讨论我国文明起源的学者的目光，聚焦在龙山文化上。临汾陶寺墓地，是独立于上述四种亚文化范围之外的龙山文化类型，以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成为研究“酋邦”与早期国家问题的宝贵资源。
良渚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距今约为5300～40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苏南、浙东一带，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1982年对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墓地的发掘、1986年对余杭县反山贵族墓地的发掘、1987年和1991年分别对余杭县的瑶山及汇观山两处祭坛与大墓复合遗址的发掘、1992～1993年对余杭县大观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内涵得到了全面展示和升华，显示出在余杭县内“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客观存在，有学者推论是良渚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良渚文化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是：以玉琮、玉钺、“族徽”共同构成的神秘主义氛围；大规模巨型建筑所显示的强大权力机构的存在。良渚文化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的重大意义，使它成为考古学、历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
马家窑文化，以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距今约为4500年左右。分布于甘肃及四川、宁夏等地，而以洮河、大夏河为中心。主要文化特征是：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明显；彩陶极为精美，堪称独步世界。
齐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距今约为40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上游相当广泛的区域内。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数量客观的红铜工具，并出土了青铜镜，是我国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的铜镜，同时石器依然大量存在，表明它是我国早期的铜石并用文化；葬式以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富有特色，男尊女卑的观念已有鲜明体现；随葬品的多寡悬殊反映了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形成。
此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浙江肖山跨湖桥遗址、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以及新石器中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也各有其重要价值。
3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最有影响的是“三皇五帝”之说。由于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对本来流传于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传说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的改铸之后形成的古史体系，所以其中颇多矛盾和异说，以至于连“三皇”、“五帝”究竟指哪些人，都各有六种以上的组合。根据顾颉刚、刘起釪先生的考证，先有“三”、“五”的神秘数字概念形成在先，后有填空式的杜撰、条理上古帝王姓名、世系之举，“由此可知一两千年来所盛传的为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原是纷纭不定，递经战国至汉、晋长时间的不同组合，从神话古史传说众多的古帝先王中，各家各自挑选出三位五位不同人物先后搭凑成好几种不同班底的。”（刘起釪《古史续辨》92页）因此，如果有谁还想致力于弄清“三皇五帝”的具体人选，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古史传说在其形成、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人为神化、加工改造、甚至是凭空虚构等问题，使其与信史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十九世纪之前，人们大多把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这种局面，直到现代考古学和“古史辨”运动出现之后才得以改观。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收获，特别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则以“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为宗旨（顾颉刚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序言），在继承疑古学风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无疑道破了上古传说不足凭信的根本缺陷所在。这一振聋发聩之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古人奉为绝对可信的上古史体系。自问世以来，毁誉交集几十年，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顾颉刚和疑古学派对传统的古史与古史观的冲击与批判，是在为建立可信的上古史奠定基础。把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相区分，并不是否认它的价值，而只是把它置于应有的文化坐标上。与顾颉刚的治学路径颇有不同的徐旭生先生，对此有平实之论：“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四十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代表这一探索方向的经典之作有：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1927年）中提出我国的上古民族可以划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并依据传说材料分析各自的文化特征。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从五个方面特别强调了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吕思勉《先秦史》（1941年）致力于考辩古史系统，多处表达与“古史辨”学派不同的观点。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同时，继承“古史辨”的疑古精神，主张对历史传说持审慎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刘起釪的《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堪称新时期古史考证的代表作。书中对自盘古历三皇五帝各种古神古帝古先王的神话和古史资料，一一加以严谨的考证和清晰的表述。“古史辨”学派疑古过甚的缺陷，被衣钵传人所纠正或弥补。特别是书中最后一文《研究古史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实为研究古史者所不可忽略。
以上所述对古史传说的不同观点，构成了史学领域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它们共同促成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步步深入，从而用力地证明了学术分歧只有通过平等的讨论才能真正解决。
如果再做区分，“五帝”的传说形成在先，“三皇”的传说形成在后却被置于“五帝”之前，那么，“三皇”传说的可信程度自然更低。我们从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取舍上，也可以受到启发。司马迁著《史记》，屏弃无法考信的“三皇”之世，而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是大有深意的。他以黄帝为正式记载的第一位上古帝王，而战国诸子早把黄帝奉为古史传说的中心人物，于是，黄帝被华夏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五帝本纪》叙事上溯至炎帝，炎黄时期就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以炎黄时期为开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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