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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中国古代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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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上上、上中……下中、下下共计九品,并将评定结果上报吏部。吏部在任命官员时,原则上应该与中正官核定的“品级”相一致。中正官具备了影响仕途升降的实权,因此又称“九品官人法”。到司马懿执掌魏国大权时,在各州增设大中正。探求“九品中正”的立制初衷,“盖以论人材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宋书·恩幸传》);而且从中正官必须是现任朝官、只负责对本籍贯士人评定等级的规定来看,实在是大有深意的,这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往往徇情枉法,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演变为以“家世”、“阀阅”定高下。此后,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门阀士族垄断仕途,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中下层的优秀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从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九品中正制的这一积弊,在西晋建国之后,就有一批政治家、政论家给以揭露和批判。其中,尤以直谏之臣刘毅所论最为透彻,他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几乎是批判九品中正制的经典名言。他上书晋武帝司马炎,力主废除中正之制:“盖中正之设,于损政之道有八。……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晋书·刘毅传》)此外,还有段灼的抨击之论:“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段灼传》)重臣卫瓘、司马亮,也曾主张废止九品中正制。但司马炎深知它对于士族利益关涉极重,为了争取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拥戴,他不能贸然行事。
九品中正制的完全废止,迟至隋文帝时期。不久,一种全新的制度——科举制就出现了。

17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历史上以民族冲突激烈引人注目,不同文化互相冲突、交流并趋向融合构成了它的时代特色。
民族矛盾的潜在危机,在西晋初年已经显现出来。郭钦、江统先后发出了警示之论,特别是江统在《徙戎论》中对问题的由来做过认真的分析:自汉代以来,不断有游牧于西、北边远地区的胡族内迁,在许多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甚至原为汉族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也已是“戎狄居半”。由于地方官吏对“内迁”、“内附”的部族盘剥过重、役使过甚,激起了其首领人物和部众的反抗情绪,“怨恨之气,毒于骨髓”,一旦有“风尘不虞之虑”,后果不堪设想。江统进一步提出将内附各族“各附本种,反其旧土”(《晋书·江统传》)。江统徙戎出塞的主张,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高明政见,但他预见到了这一形势所潜伏的严重危机,而西晋统治集团上层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在大伤国家元气的“八王之乱”中,又有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企图利用胡族军事力量打内战,给少数民族贵族首领兴兵立国创造了条件。以匈奴首领刘渊的起兵为开端,民族矛盾以大规模战争的形式爆发在历史舞台上。这股史书上称之为“五胡乱华”的战乱,不仅使西晋王朝惨遭灭顶之祸,还把全国拖入长期的刀兵劫难之中。
在以骠悍著称的游牧民族挥兵南进,力图征服中原的时候,民族矛盾曾经发展到民族仇杀的程度。仅举一例就可以反映出它的残酷性。羯人所建立的后赵政权,在暴君石虎统治时期,对汉族人民的奴役和凌辱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石虎的养孙汉人冉闵,借机发动军事政变,控制了都城,下令汉人“杀胡”,汉人在复仇情绪和重赏刺激的双重激励之下,群起响应,“一日之中,斩首数万,……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甚至于部分汉人只因长相接近于羯人也被一体杀戮,“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晋书·石季龙载记下》)。这种杀戮无辜妇幼的做法,当然应该批判;但它出现的原因,却主要是因为胡族军事集团的的统治过于残暴,而引发过当的的复仇。在十六国混战以及南北朝对峙时期,胡族军事集团滥杀无辜的汉族百姓,或辱骂汉人为“汉狗”,倡言“只需杀却”之类的事件时常发生。特别是北魏拓拔氏政权前期,民族压迫更为惨烈。他们在攻打南朝之时,胁迫汉人为步兵充任前驱,而以鲜卑骑兵督战于后,汉人稍有迟缓,即遭杀戮。魏太武帝征战以杀人为乐事,曾制造过赤地千里的惨剧。他甚至对其它被奴役的少数民族也充满仇视。他致书南朝守将,告知对方放手杀人就是帮自己消除内患,理由是:“我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宋书·臧质传》)这种变态心理,足以说明民族冲突的严重性。
当着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起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笼络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于是,推行“汉化”政策,就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野蛮的征服者往往被文明水平更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汉化的过程,就是明显的例证。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汉化意味着背离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因此有一部分守旧的势力会以种种方式加以反对,主张汉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不得不用铁腕手段予以镇压。前秦皇帝苻坚,是十六国之中最有作为的统治者,为了推行汉化政策,他委政于汉族政治家王猛,贬斥甚至杀戮居功自傲抵制汉化的氐族豪酋。以推行汉化最为彻底而著名青史的北魏孝文帝,为了达到迁都洛阳的目的,只好借用“南征”的名义,胁迫反对汉化的鲜卑贵族就范。以上两例,可以说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
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构成了民族融合的主流方向。它的主要表现方式是:
  其一,尊崇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的汉族文化传统。儒家经典所体现的文明程度,往往使少数民族的首领人物大为折服,他们之中不乏汉学修养精深的人物。如,匈奴汉国的创建者刘渊,“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刘元海载记》)鲜卑慕容氏前燕、后燕政权的几代国主、皇帝都博通经史、敦崇儒学。出身氐族豪酋的前秦皇帝苻坚,年仅八岁自请就学,其祖父大喜过望:“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几年之后,就有“博学多才艺”之称(《晋书·苻坚载记》)。他的弟弟苻融、苻朗皆以精通经学和玄学而为南北名士所推崇。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仰慕汉族文化,使得推行儒学教育,成为胡汉文化最容易出现的结合点。尚武如石勒,也在战乱未平之时,重开太学,令文武官僚子弟入学其中。苻坚统治下的前秦,甚至出现过儒学大盛的局面。此类举动,得到留居中原的汉族士人的拥护,减轻了民族隔阂。儒学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内聚力的作用,表现的十分明显。
  其二,抛弃“胡汉分治”的体制,缓和民族矛盾。“胡汉分治”的统治方式,出现在匈奴汉国——前赵时期,而以石羯后赵政权最为典型。一国之内,对游牧胡族和农耕汉族实行两种统治体制:设立大单于台“镇抚区蛮”,后赵皇帝兼任大单于,另设符合魏晋旧制的官僚体系,以统治汉族民众;游牧胡族职司当兵打仗,农耕汉族负责垦殖纳税;规定称羯人为“国人”,称汉人为“赵人”。这种分而治之的做法,出现在胡汉民族矛盾特别尖锐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它从国家体制上凝固了胡汉民族的不同,不利于民族融合的进程。一旦失控,就可能酿成大祸。冉闵“杀胡”的惨变,不仅埋葬了后赵政权,也暴露了“胡汉分治”的弊病。前秦皇帝苻坚,毅然废止了“胡汉分治”的政策,成为他笼络汉族民心的有效方法之一。此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只要有淡化民族矛盾的意识,总是强调民族间的和谐相处,不以“胡汉分治”为国策。
  其三,重用汉族俊杰,特别是高门士族的代表人物,以收民望。石勒本人曾身受来自西晋官员的民族歧视和奴役之苦,但在立国之后,下令严禁“侮易衣冠华族”。他重用汉人张宾为其谋主,并设立“君子营”,将汉族的“衣冠人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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