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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朝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不同，汉初的统治体制是“郡国并行”制，即“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郡县制通过郡县两级地方行政机构，由中央政府实施集权式管理，体现了战国变法运动以来倡导中央集权制的精神。它的范围基本上与战国末年秦国的版图相同，当时习惯上称之为“关中”或“关西”。“封国制”则是由受封的诸侯王分别实施管理，体现的是对西周政体的模仿和复归。它的范围与战国末年山东六国的版图基本相符，当时习惯上称之为“关东”或“山东”。
诸侯王国先后有两种不同类型，即“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是韩信、英布等七位开国功臣，他们大多居功自敖，不易控制，不论他们是否有谋乱之心，刘邦和吕后都把他们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在天下稳定之后不久，就设谋逼反、或干脆诬陷谋反，随后各个击破，除了长沙王吴芮以微弱仅存之外，其他异姓诸侯王无一幸免。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还封立了一批宗室同姓王，希望他们起到屏藩汉家天子的作用。刘邦晚年与大臣有“白马之盟”，约定：“非刘氏不王，非有功者不侯。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后本纪》）他建立刘氏一姓“家天下”统治秩序的用心显而易见。后来吕后当国封吕氏为王之时，功臣集团和宗室成员借此誓约以做抵制，并借为其后诛灭吕氏的依据。
汉初的封国领土广大，诸侯王地位尊崇，“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根据周振鹤《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3—4期）的统计，当时全国有57郡，其中十个诸侯国共领有42郡之地，占总数的73·7％；而中央辖属的郡县之地共有15郡，仅占总数的26·3％。从绝对数目而言，地方势力坐大是明显的事实。
封国之制，本来是一种分权式的统治体制，一旦处置失当，容易引发地方抗命中央的危险。但汉代人多把它视为纠正秦朝积弊、拱卫皇室的必要措施，《汉书·诸侯王表序》就有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之说。真正意识到封国体制的隐患，并力主加以革除的是文、景时期的政论家贾谊和晁错。两人的立论宗旨在于贬抑封国、强化中央集权。贾谊上《治安策》，从制度利弊和人情常理来讨论诸侯王势力坐大的问题。他把诸侯王的离心倾向和失控趋势，称为当今时事“可为痛哭者”。贾谊从政治分析入手，指出诸侯王是否遵守朝廷约束，不取决于道德的高低，而取决于实力的强弱，历史的结论就是“大抵强者先反”。进而向文帝进献救治封国之患的根本策略：“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增加封国数量而削弱每个封国的实力，从而收到强本干、弱枝叶的效果，建立起中央的绝对优势，迫使“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汉书·贾谊传》）。他希望以制度建设和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决封国问题。晁错的主张则是激进的，他向汉景帝进献《削藩策》，认为靠安抚政策不足以解决封国为患之忧，他力主以强制手段，立即削减封国领地，不计后果如何：“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晁错传》）景帝在未曾慎密筹划的情况下，贸然推行削夺诸王封地的政策，导致“吴楚七国叛乱”的突然爆发。“郡国并行”体制的潜在危机，得到最直接的展示。
在平定了叛乱之后，景帝挟战胜之威，继续推行削藩政策，对朝廷和王国的职官体系做了调整，突出尊卑之别；剥夺了诸侯王亲理国事的权力。朝廷对封国的控制努力，已经大大强化。
汉武帝即位之后，注意设防立制，继续厉行中央集权。其中，特别是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效果最为明显。朝廷在允许各王国“推私恩，分子弟邑”（《汉书·王子侯表上》）的名义下，实际是把王国的领地割裂成许多侯国，达到了不事声张而削藩的目的。此外，汉武帝还以“左官律”、“阿党法”等立法手段，打破封王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联系，从对人才资源的控制上，堵塞了诸侯王国势力坐大的通道。
经过景帝、武帝两代经营，汉初诸侯王国的威势和地位不复存在，而是“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不为士民所尊”（《汉书·诸侯王表序》）。至此，“郡国并行”之制名存实亡，国家政体复归为典型的郡县制。
14
豪族势力在西汉中叶已经出现，当时有远见的政论家对豪民兼并的问题，曾经一再提及。董仲舒在谈论贫民的生活环境时，就说过“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豪民兼并农夫土地是常见现象，甚至有“豪民役使”的记载，但对农夫的关系不是超经济强制，不构成人身依附关系。论及社会问题，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蓄奴之风，而不是依附农民。自西汉后期以来，特别是经历了两汉之间的动乱，东汉时期的豪族势力迅速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焦点问题。
东汉思想家仲长统论及豪族势力之盛、影响之大：“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后汉书·仲长统传》）分而言之，豪族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往往集官僚、富商、大地主三种身份于一身，社会影响空前增大。他们之中，有世为公卿的大官僚，有出身商人向土地投资而转化来的“高资地主”，有以弟子、门生为依附力量的经学世家，也有横行乡里的地方著姓。数代相承，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和巨大的经济势力，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豪族对政局影响之大，可以从东汉初年的“光武度田”事件中反映出来。光武帝刘秀的开国之业，得益于南阳、河北两大豪族集团的追随和支持，他当然需要对豪族势力投桃报李。但当着豪族势力过分膨胀，侵占土地、庇荫人口，直接与国家产生利益冲突时，光武帝不得不加以制裁。他下诏各州“度田”，即实际检核垦田和户口之数，以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意在裁抑豪强兼并，增加国家收入。此举立即遭到豪族势力的联合反对，地方官不敢得罪他们，在执行“度田”政令时，“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把本来应该由豪族承担的负担，转嫁到贫弱小民身上，百姓不堪其苦。在豪族的唆使和挑动之下，激成民变，天下为之汹汹。光武帝痛下决心，将高级官员河南尹和郡守十余人，以“度田不实”之罪下狱处死，借此显示度田的决心。但面对着豪族利用民众的反抗情绪处处叛乱，光武帝也不得不适度妥协和让步。此后，度田之名虽存，但地方官不必去做实地普查、丈量了，而只是虚应差事照抄旧档而已。裁抑豪族的原意根本无从谈起了。东汉一代，对裁抑豪族一直难有作为。朝廷减轻赋税的惠民之政，也被豪族用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汉末学者荀悦曾如此评论当时的社会状况：“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足以说明豪族社会能量之巨大。
其二，以“徒附”、“部曲”、“宾客”、“奴客”、“族人”等名义，大量占有依附人口。豪族与部属之间，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不存在人身占有关系。依附者的政治地位低于编户齐民，法律和习俗都规定他们不得离开所附着的土地，只有经过主人的放免，才能成为平民。但他们的地位又高于奴婢，他们还有一丝“人格”，不像奴婢那样等同于主人的私财畜产。当然，低首服侍主人，也是他们的“本分”。汉末政论家崔寔曾谈到“上家”与“下户”之间的关系：“上家累锯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崎岖，无所峙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