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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周是期终考试结束后一个开无数聚会、彼此互相道别的一周。大四学生和一些宿舍管理人员是惟一还留在校园里的人。那跟新生周一样——那时我们全班同学比其他学生早到一星期——不过是倒过来。我在一种平静的忙乱中度过了这一周，把自己的东西装进那几只带有轮子的塑料桶里。桶是乔安妮送给我的（她是个很实际的女人）毕业礼物，这样我就可以一点点、一桶桶地把东西搬出来，坐地铁搬回到昆西。我知道已经没有人可以开车帮我搬行李了。
我每天推着那些塑料桶来到哈佛T形车站，每次都要经过斯戴西。她是个矮胖的流浪妇女，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坐在马萨诸塞大道旁同一个地方。我在整条街上都能听见她那单调而愉悦的声音：“给几个零钱……给几个零钱，先生，太太……有零钱吗？给几个零钱……给几个零钱，先生……给几个零钱”——“噢！是你啊！”看到我她会这样说。两年前，当时我的手骨折了，绑着石膏（我和摔跤队员们玩力量球时受的伤），她会问：“你的手臂怎么样？”
“好多了，谢谢。”我一边走过去，一边会说些我那天或生活里的琐碎小事。我从没给过她钱，只跟她说话。每天在我去训练或上课的路上都有几个游民讨零钱。要是我每个人都给钱的话肯定要破产，因此我很少给东西。有时候从商店出来时，我会为在门口给我开门的流浪汉买杯热巧克力或可口可乐。我觉得给钱是不妥的，因为我不敢确定他们会把钱花在有害的还是有用的东西上。我经常想，应该有更好的办法，一定有一个解决流浪问题的办法，不过我现在还无法（或者我太忙而不能）知道那个办法是什么。我想也许这个态度是虚伪的或者自私的，可是别的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我看见人们变化或者一成不变。读大一大二两年里，我到路瑟兰大学收容所去做志愿者，认识了一个很安静的韩国男子萨姆。他很年轻，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很文静，很有礼貌，在找工作。我不做那个收容所的志愿者后，在车库（在肯尼迪街和沃本山街街角处的一座大卖场）附近的凉亭见到了他。每天早晨他都在同一个地方。我向他笑一下，然后赶去工作或上课，我的背包里装满了书，手里紧紧握着一只咖啡杯。他朝我回笑着，有时会说早上好，因为他认出我来了。他的头发已经长到肩膀上了，看上去疲劳、寒冷，不过他总是在那个地方，站在那里，手里的帽子伸出来向人要钱。我上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在哈佛广场上不同的长凳子上睡觉过夜。他的头发现在变得灰白而卷曲了，皮肤很干，晒得过黑，眼角上有了皱纹。如今他的双眼变成了半开半合的缝了，几乎不再看我。有时候我故意转过头不看，不想让他因为我看到他处于这样的困境而感到羞愧。他挣扎着要保持清醒，而以前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甚至在常睡的长凳对面的霍利欧克中心内站着就能睡着。他没法坐下来，因为哈佛的警察会赶他走。
在大学期间，我认识了哈佛广场上的其他许多游民。他们是我的邻居：斯戴西、韦恩、萨姆、阿尔格、斯密迪，以及丹尼尔。斯密迪有只身上有黑点的白色长毛绒玩具豹子，他从不离身。每次看到丹尼尔，他总是给我准备好我的人体生理功能节律失调表。韦恩喜欢在收容所做早饭，经常生病进出医院。斯戴西每个星期一早晨都会看到我，然后说：“早上好，劳累的家伙。你今天早上好吗？”因为她记得星期五早上我曾经在外闲逛，因为前一天夜里到曼瑞（一个当地的俱乐部）跳舞而疲惫不堪。
毕业典礼前一个星期，斯戴西看见我从人来人往的砖地人行道上走过来。我弯着腰，汗流浃背，拉着一只大桶。（我为什么不能轻松地做任何事情呢？）她见到我，中断了单调的讨零钱的声音说道：“你也要走了吗？”声音中带着一丝伤感。
“不。”我愉快地说，“我只是到昆西去，地铁红线的另一头……你还会见到我的。”
“昆西？”她问道。可我早就走过去了。
我穿过人群，坐T形车站的电梯下去。那个开电梯的很急躁。他在对讲器里不满地问道：“你要干嘛？”因为我急匆匆地把所有的按钮都按遍了。在地铁里，人们奇怪地看着那只水鸭色的大桶和我。我最后在昆西中央车站下了车，希望能找到一辆购物手推车。通常我运气很好，每当我觉得弯着腰拖那只很重的桶背都要断了的时候，在车站附近或一两个街区外都会有一辆推车等着我。
我会欢跃地把桶提进推车，然后上路：那么快！那么轻松，轮子发出很响的吱吱声。我会想，我怎么就那么可笑呢？用笨办法做事，因为课已经结束，每天整天把时间花在到昆西来来回回的路上。为什么我不能正常一点，找几个箱子，找个人开车帮我搬呢？我想过的一些办法以及做事的一些方式，四年里已经变化了，但是生活的一些实际没有变。
我希望自给自足，可是在这里没有一个拥有汽车的家人。这是我所知道的搬家的惟一办法，那样疯颠颠的，劳累不堪。一度我曾经嘲笑过自己，我曾经推着一辆推车从家里走到昆西T形车站，并指望那天深夜我拉着一大桶东西回来时那辆推车还会在那儿。那真是荒谬之极。
我还笑自己，记得一次圣诞节后我有三只大包要带回学校。黛安娜和我把它们装进一辆在住处附近找到的购物车。我们正要推着车离开，突然听到一声：“去拿你们自己的推车！”一个戴着帽子留着蓬松胡子的游民从两间房子间的小巷里走了出来。“去拿你们自己的车子！那是我的推车！”他恼怒地说。“也祝你们圣诞快乐！”他嘟哝道。我们没有意识到推车里那几只装在塑料袋里的空罐头是别人的。幸运的是，几步之外有另一辆推车，于是我们把包转移到那辆车里，一路推着，发出嘈杂的响声。我们笑得肚子疼：“那是我的推车！去拿你们自己的！”我们互相咯咯直笑。
那就是我推着车回到T形车站时想到的。我想着要是任何人——尤其是大多数哈佛学生——知道我生活中的这部分，他们很可能是不会理解的，不会理解有一辆推车在等着你的必要性。
还有无数其他的复杂因素和问题可以让你不去考虑生活中那些更学术性更深奥的事情，把你带回到那些夹杂着推车轮子撞击人行道的声响的笑声中去。
此处我应该写有关毕业典礼的情况，可我沉浸在对那些笑声和购物推车轮子的回忆中，沉浸在当时让我不去思考将来的嘈杂声中。我将不再是一名哈佛学子，而成为其他某个什么人，一个可能会具有讽刺意味的并羞答答地把自己看成哈佛女校友的人。
毕业典礼那个日子很精彩，我未曾期望那天会是那个样子。从闹钟把我唤醒到看见黑色的毕业帽和毕业袍依然在塑料袋里，我知道这一天来到了！这一天！对我来讲，毕业典礼日有一种高度写实、超现实的兴高采烈和快乐的意义。我同屋三年的阿莲娜和我在队伍里一直呆在一起，按照传统毕业生的游行队伍穿过哈佛广场上那洒满阳光的街道。我们跟在一群身穿黑色毕业袍的毕业生后穿过了马萨诸塞大道，有风吹过来时按住我们的帽子。跟我最有关系的是这是最后一天——真的最后一天——我作为阿莲娜的同屋和朋友跟她一起度过，在我们进入到大千世界前的最后一天——我仍然在波士顿，而她则要去洛杉矶。
我们跟着同班同学走在哈佛园里，从靠近纪念教堂的一扇后门走进去。我们拥挤进教堂，坐满了教堂里的靠背长椅和地面，教堂里挤进去了一千六百人。我跪坐在地上，手里拿着帽子和一份教堂仪式程序单，还有吃早饭时拿来的一块松饼，以防在听那些冗长的讲演时肚子饿。
我的朋友罗伯·德尔宾因为外出参加摔跤比赛期间的行为而臭名远扬（有一次我们不得不把他从监狱里保出来，因为他在橙霸杯赛中跑到了场地中央去），因此当我环视教堂，看到了所有他的同屋，但就是没他的影子，我就知道要出点什么花样了。我问他们，他在哪儿？他们告诉我他们出来时他仍躺在床上，说别担心，他晚点会跟他们在教堂碰头的。这就是德尔宾的风格，在毕业典礼这天惬意地睡个懒觉，等他感到该去教堂时才闲逛到哈佛园。我笑了笑。我会想念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