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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或是参加一个学生组织的时装表演等——麦克先生会悄悄地来到某个毫无戒备的学生身边，出其不意地把一只蛋糕涂到他或她的脸上。“喔—呜。”麦克先生会叫道，看着我们脸像戴着巧克力蛋糕面具一样，沾满白色奶油糖霜的眼睫毛下的双眼露出大吃一惊的神色，开心不已。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不仅不怕，反而充满期待。我们会说：“麦克先生拍了一个蛋糕。你被拍过吗？”
甚至连脸上精心化好妆来上学的女生们也不在意，当麦克先生用蛋糕拍她们时她们反而感到很自豪，当然刚开始她们会慌乱地跑到盥洗室把那些粘粘的东西洗掉，然后重新补妆。麦克先生的办公桌下一年到头都藏着一盒盒点心蛋糕，还有一瓶洗发香波用来洗去我们头发里的糖霜。
麦克先生当然也逃不过这样的恶作剧。我们也以出其不意地给他拍蛋糕为乐。“嘿，麦克先生。”我们中的一个会喊道。他一转过身来，脸上就被拍上一个小黛比蛋糕。“喔呜。”他会说道，边取下眼镜，四处找东西来擦糖霜。
5月份，麦克先生又接到了一名合众国际社记者打来的电话，他想采访一名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做一篇特写。我同意接受采访，但这次更为犹豫了一些。
合众社的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第六版，登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报纸上，甚至国外的一些报纸也转载了。在俄勒冈的主要报纸《俄勒冈人报》头版上还登了我的一幅彩色照片。简姨妈把它剪了下来寄给我。几周后，甚至连一份全国发行的小报也刊登了一篇根据这篇文章写的夸张的报道。
我知道我父亲住在俄勒冈。我在猜想他要是看到了这篇文章他会怎么想。他会知道我是他女儿吗？
对这篇报道的反应铺天盖地而来。我家的电话一天要响起无数次，不认识的人们给我的邮件如雪片般塞进我家的投信口。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黄金时间直播”节目、国家广播公司的每日热线节目、“早安，美利坚”、几个谈话节目以及当地所有的新闻节目的记者都打电话来要妈妈和我上他们的节目。《人物》杂志希望做一次采访报道，《十七岁》杂志希望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十几位电影制片人打电话来商谈电影拍摄权。一些人写信或打电话来问他们是否可以把我写进他们在创作的励志故事书里。
我收到了许多信件、明信片和剪报。很多人，特别是老人，给我寄来了五十元、一百元、两百元的支票。全部加起来比我一辈子有过的钱还多。把这些支票兑现非常麻烦，因为我没有银行账户，妈妈也没有。多数支票兑现点不接受个人支票，我们跑了三处才把它们兑成现金。我对拥有那些钱感到很不自在。我没法把它们寄回去，而它们看起来似乎是假钱，因为我不觉得我做了什么可以挣来这些钱。我把大部分钱用来给朋友们买泡泡糖，给妈妈、我自己和一个朋友买长途汽车票到俄勒冈去看亲戚。
我还收到了别人邮寄给我的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报纸上登的我的照片里我在房间里拉小提琴。一名纽约的男子给我寄来了小提琴乐谱，并说他愿意出钱请我拉小提琴并录下来，收藏到他的著名录音集里去。我还收到了许多宗教狂热分子寄的信和礼物，里面有《基督教科学圣经》以及一本约瑟夫·坎贝尔写的有关神秘力量的书。一名北卡罗莱纳州的年轻男子给我寄了一套他为我录的有各种各样录音带的关爱礼包（我现在还在听那些录音）、热巧克力、香、干花瓣、日本乐队的签名贴纸、他自己的肖像照片以及一封信。信中他说他也从未真正知道过自己的父亲，并且从三岁起就再没见过他。
我的毕业典礼上来了三支摄像队伍。一支是“黄金直播时间”节目组的，一支是“每日热线”节目组的，还有一支是“早安，美利坚”节目组的。他们如影随形跟着我。我设法不睬他们，而我身边的同学们则问摄像师各种各样问题以便可以上镜头。
就在校长开始发表开场白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那雨不是一点点下起来的。雨水如真丝幕布如沉重的湿棉布一般倾盆而下。摄制组的人撑起了硕大无比的伞保护他们的设备。我的同班同学们又一次围了过去，不过这次是为了躲雨。仅仅几分钟，我的蓝色毕业礼服和礼服下穿的彩虹花裙子就被淋了个湿透。学校官员跳过了所有的讲话，做毕业告别演说的女同学也没能发言。他们直接开始用尽可能快的速度接连不停地念三百名毕业生的名字。
妈妈和我试验性地同意接受媒体人员的采访。我上了当地所有的新闻网还有“早安，美利坚”节目。
在做了“早安，美利坚”节目后，我们决定拒绝其他媒体的邀请。我们对拍电影的人很机警，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证明书，并且怕他们利用我们。我厌倦了被人关注，担心到了秋天我开始上大学，别人都会知道我就是那个以前到处流浪的女孩子。我清楚自己会在哈佛结识要在一起度过接下来四年时间的人。我希望人们认识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媒体描绘的那个我，那个看起来比实际生活中的大也比实际生活中的小的形象。
每个人都似乎想要从我的“故事”中获得一个“收获”。因此很多人都想写我，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讲有关我的经历。这让我很是震惊，因为我认为我的生活是正常的。在这个国家，还有几百万别的人曾经过过、还在过着我以前经历过的生活。我的确接到过出版社的编辑写来的两封信。他们问我是否考虑过要写一本关于我的经历的书。我把那些信藏到一边，将来再看看是否有用。在经受了那么多被别人写和谈论的体验后，我现在知道要是我的“故事”有人来讲的话，我希望自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我的密友黛安娜和我一起坐在昆西中央T形车站的甜麦圈小店里，我拆开了哈佛大学寄来的另一个信封。那个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甜麦圈小店喝冰镇卡普契诺咖啡。那家店的店名用油漆写在店前巨大的玻璃窗格上，是用惹人注目的粉红色和橙色泡泡字母体写的，看上去让人误以为是家真的邓肯甜麦圈连锁店。其实它是一个几代同堂的希腊移民家庭开的，店员也是这家人。流浪人员占了店里的很多火车座。他们的包裹被塞进了旁边的凳子下——即使在仲夏季节，他们看上去身上也穿了好几层衣服。我们高中的几名头发做得高高的女生坐在另一个火车座上。她们中有两个还带着坐在推车里的婴儿，就像洋娃娃似的。黛安娜和我对店名的累赘开着玩笑。“那甚至都不是甜麦圈和甜麦圈，只有一种甜麦圈，其他都没有。”她咯咯笑起来。黛安娜想知道为何店主不把它叫做“疯狂松饼和甜麦圈”或者“甜麦圈和各类面食”或者甚至就叫“咖啡和咖啡”店，因为我们在那儿只买咖啡，而且乐此不疲。
这家甜麦圈小店的魅力在于它是一切的中心。至少是那个夏天昆西的每一件事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的中心。用我们的好朋友玛丽的话说就是“最终每个人都在这里露面了”。甚至连店名那样的废话看上去也莫名其妙地带有了昆西高中的感觉。
这就是那一天我收到那个信封告诉我我在哈佛跟谁同住一室的地方。那封信里讲我要住跟六个人合住的套间，在韦尔德楼37号。我是惟一的本地女生，其他女生都是从别的州来的。有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来的玛丽·S·哈彻，佛罗里达萨拉索塔来的桑德丽娜·戈法德，迈阿密安阿伯来的弗蒂妮·V·卡托普迪斯。另外几个女生是新泽西弗罗勒姆帕克来的詹妮·林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学院来的阿本娜·奥塞奥…阿萨利。那些名字跟我在昆西高中的朋友们的不同，我朋友们叫黛安娜、玛丽、帕姆、帕特里克、杰克和戴夫这样的名字，他们的姓大多是爱尔兰或意大利的姓。
“哈佛大学的学生都没有通常的名字，对不对？”黛安娜问道。我们坐在那儿，喝着咖啡，试着想像这些女孩中的每一个人和她们的家乡的样子。“也许那就是你进哈佛的缘由，”黛安娜说。“你得有个怪异的名字。”
除了玛丽·哈彻外，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典型的白人姓名。SANDRINE听起来像法国人，FOTINI可能是希腊人，詹妮·林也许是华人。ABENA OSSEO…ASARE起了个非洲人的名字，她父母一定非常开通，因为她名字中还有个连字符。要认识她们我感到很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