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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是顾城最有影响的作品，当然也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问题是文学史家们常常“粗略”地从“思想”意义上进行了一般的社会学的解读，而没有触及并揭示它独特的“诗艺”之所在。那么，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在哪儿呢？我们不妨来剖析一下诗艺的轨迹：“黑夜”与“黑色的眼睛”两个意象在色相上的显在关联、生命来自于神秘处所的内在关系，是诗人对于生命的独特感悟与艺术的个性发现。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生就一双“黑眼睛”的人，只有经历过漫长的“黑夜”岁月的中国人，只有诗人顾城，才会体悟到两个多么普通的事物间的并非寻常的联系；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是人类的共同行为，生命的共同主题，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把“给予”黑色眼睛的“黑夜”，与其寻找“光明”的行为联系起来，一下子就显出奇特的诗歌效果来。诗歌意义与意象色彩之间相反而又相承的妙合，造成语词之间紧张而有序的关系，使得诗句间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理反应。诗的文本虽然简短，引发的阅读影响却意味深长。这是顾城诗歌较为突出的艺术上的特点。如上文所述，如果仅仅强调这首诗所“隐喻”的社会学、甚至政治学层面的意义，显然会遮蔽其所含纳的更为深广的人生、宇宙意识及其艺术意味。其实，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除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之外，常常由此飞升、超越，思考更为本质的作为“人”所要最终面对的宇宙和生命问题并进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顾城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诗歌艺术家。
曾经一度被认为诗意“朦胧”难懂的《弧线》也是这样。诗人在鸟儿飞翔、少年捡拾分币的动作、葡萄藤延伸的触丝、退缩的海浪的形状中发现了事物之间的看似无关的关联。这些“叙述”可能与所谓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内涵没有多少关系，但是却相当细致、真实地记录了诗人“灵魂前进”的步伐。对于读者有相当的感染与启发的力量。顾城与一般诗人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用他作为一个“人”的自己的眼光打量事物，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这种独特的感受。他的诗语总是出人预料，而又自然妥帖。
他说“世界”是“宽大明亮的”，“人们走来走去”，“围绕着自己”，“像一匹匹马／围绕着木桩”（《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他说“小花”“用金黄的微笑／来回报石块的冷遇”，“最后，石块也会发芽”，“在阳光和树影间／露出善良的牙齿”（《小花的信念》）；他说“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够了。顾城绝不像闻一多那样的诗人，为艺术而写作；也不同于徐志摩那类诗人，为生活去写真；当然也异于北岛、舒婷的为特定时代、民族命运的呐喊、歌哭。这里，我只想强调他们的区别。顾城属于那种用灵魂也为灵魂浅唱低吟的诗人，是纯粹的性灵的写作。他的诗歌安静、舒缓、抑郁、沉着，又不缺少生气和活力。
而顾城诗歌的这些优异之处，恰被文学史家的书写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
我宁愿相信是无意的。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关于文学体裁的理解与叙述。
现行文学史大都重小说，轻诗歌。这不仅表现在叙述篇幅的多少上，更主要的在于对不同文学体裁的特殊性的把握上。
自近代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当成“载道”的工具以来，人们就格外看中小说的社会功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态度仍与之相去不远。文学史家极易在小说中抽出它的“思想”来，相对来讲诗歌体裁由于偏重抒情，抒写诗人细微的心灵感悟，不易便当地抽出史家所需要的“思想”、“观念”等材料，尤其是在顾城之类的“纯粹”诗人那里。我想，这就是陈思和的文学史不谈论顾城诗歌的原因吧。绝不是篇幅的问题。冯友兰讲“譬犹图画，小景之中，形神自足。”不要说“形神自足”，“小景”何在？
我们一般的文学史仍然沿袭着一种老的思维模式，在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不同的文学体裁中抽取大体同一的“思想观念”，而忽略了不同体裁文体差异，也即很少重视对文学之所以为艺术的“本体”问题的研究。这是文学史书写的致命伤。大略回顾一下文学史的进程便不难发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和形式演变的过程。一个作家、诗人创造的价值和意义恰恰表现在通过他的探索和努力提供给这种特殊的艺术体裁和艺术形式不断发展，乃至臻于成熟的新的因素和契机。
我想，文学史的书写，不应只是把不同体裁写作的作者统归一起就算完事，而应该探讨不同作家、诗人在这一体裁上的特殊性。就新时期诗歌创作而言，顾城的特殊性在哪里？他对新诗的贡献，对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演变提供了怎样的新的因素？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对诗人负责，对文学史负责，对文学受众负责。
周扬曾经讲过，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学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从四字一句的《诗经》，到汉代五言诗，到唐代的律诗，到宋词，到元曲，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演变的轨迹；从“作诗如作文”的胡适，到强调“三美”原则的闻一多，到打破外在音律，遵循内在情感变化的戴望舒，到疾呼诗歌散文美的艾青，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代代诗人为新诗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巨大贡献。
毫无疑问，朦胧诗派的诗人们使新诗从五、六十年代的扭曲、空疏的政治口号的状态下复苏过来。这是那一代诗人拯救新诗的共同的劳绩。具体到顾城，他对诗歌体裁的复位与发展的特殊贡献在哪里？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在尘埃落定的今天，顾城诗歌的独特魅力不但没有与日减退，反而愈来愈显得与众不同。
我认为，顾城的诗歌之所以魅力无穷，在于他的艺术感受的方式超越了他的时代，直接中外诗歌的优秀传统。他虽然强调自己从小受到普希金、泰戈尔、惠特曼、埃利蒂斯、洛尔迦等西方诗人的影响，但也毫不讳言庄子、屈原、李白、李贺、苏东坡、辛弃疾等传统诗人的艺术熏陶。他说：“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空气里”，“那风始终吹着，我常常变换位置来感知他们”⑺（P400）。顾城没有中断他与诗歌传统的筋脉联系。而是在传统的滋养下不断成长，并通过自己使得传统得以延续和更新。我觉得顾城对于现代诗歌在当代发展所做的最大贡献是，从庄子、李白那里，从惠特曼、洛尔迦那里拿来了自由的艺术精神和真诚的生命意识，并且把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突出地体现在他的轻盈、自如的诗歌语言上。
“在大路变成小路的地方／草变成了树木／／我的心荒凉得很／舌头下有一个水洼”（《分布》），看似自由自在的言说，其中隐含着对于自然、人生秘密的自觉与自得；“在陌生的街上／有许多人跳舞”，“使我无法通过”，“由于长久的等待／我变成了路牌／指向希望的地方／没有一字说明”（《在陌生的街上》）⑻（P20），即使是对于沉痛的人生经验的叙说，顾城也决不显出剑拔弩张的气势，而是表现得平和与包涵。因为诗歌不